《周礼正义》(天官)标点斠略

中华书局点校本《周礼正义》第2册存在标点失误94处:叙述语误为引文;引文误为叙述语;破句;当分未分;不当分而分;书名篇名人名误标失标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研究

河南省邓州市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这一创新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在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研究和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凝眸乡村的诗意想象——周大新乡土小说探微

周大新以"文化怀乡"的精神跋涉,力图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寻觅和探索走出现实困境的道路.凝眸故乡,在对苦难的审视和描绘中,在不绝于耳的"三农"问题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下,周大新穿越苦难,营构纯朴的诗意乡土社会,营造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农村、新农民和新型的人伦关系,诗意构筑了一个湖光山色般的乡村田园乌托邦世界,为立足乡村的父老乡亲们,谱写了一曲自强不息的颂歌.     

长安文化之形成及深入推进其研究之管见

为了探究长安文化的形成,对长安文化的地域范围、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区域划定在秦之内史、西汉之三辅与唐代之京畿道范围之内;长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经历了孕育期、萌生期、形成期、繁盛期和后续发展期5个历史阶段;长安文化的内容主要涉及宫室建筑、祭祀礼制、宗教活动、学术艺术、服饰饮食、歌舞竞技等6个方面;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其学术性和理论性有待提升。分析结果表明：为深入推进长安文化研究,应当加强领导与整体筹划;突出重点、着力推进长安文化中周秦汉唐古都文化研究;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群众性普及工作。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