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享乐”可能是杨朱的思想吗?

杨朱的思想是为我、贵己、轻物重生。他代表了那些对统治者和家族失去认同感的中下层民众,他们除了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来供养统治者,还要为国君卖命打仗,并不具有纵欲、享乐的条件,他们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能在那个乱世生存下去。杨朱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不可能宣扬纵欲、享乐思想。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荷花是美人的象征意象——对“圣洁人格”说的回应并续论《荷塘月色》的形式意味

《圣洁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把朱自清的创作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影响,把朱自清丰富复杂的感情简单地等同于朱自清的人格,把另外作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荷塘月色》的意义;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恰恰离开了《荷塘月色》的文本形式。朱自清的荷花意象像女性那样的美丽,表现了荷花意象是美人的原型性象征;《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来源于朱自清潜意识中的“情结”;采莲诗的运用和荷花的描写构成一种对应的结构,是朱自清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荷花意象是美人的象征,而采莲诗则隐喻了对美人的爱欲。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刘备"三顾茅庐"原因再认识

公元 2 0 7年 ,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究其不辞劳苦“三顾茅庐”之原因 ,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是刘备慕名而往。笔者认为 ,诸葛亮的才能固然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而更主要的使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则是徙居荆州十余年的诸葛亮 ,靠着原来的家族关系和自己杰出的交际才能 ,已经成为荆州地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客居荆州的刘备要想立足于此地并有所发展 ,就必须求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 ,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对刘备是“疑其心、阴御之。”[1](卷三十二 )刘备寄人篱下 ,为了避免刘表生疑 ,他不能够公开直接去求得荆州豪门望族的支持。而客居荆州又与荆州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诸葛亮就成为刘备沟通与荆州地主集团联系的最理想人选 ,故而刘备才有“三顾茅庐”之举。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女性主体价值的艰难找寻——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的文化意义

朱淑真、李清照并为宋朝文坛的两大家,其作品表现了对女性主体价值的寻找,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寻找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李清照是用温柔敦厚的“融入主流”方式,朱淑真是用“女性本位”的方式,特征是刚烈凄厉,催人肠断,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里人们更称道李清照的创作,对朱淑真的作品不以为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