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历史学家朱敬则

朱敬则是盛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长期以来,对其史学成就,史学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其史学成就长期淹没。本文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成就进行了总结,以期同大家商讨。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从《诗论》看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重解和建构

从《诗论》可以分析,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进行了辩证重解。在诗歌本质和功用方面,朱光潜认同王国维超功利性审美独立价值观,在"超脱观"基础上,把"人生艺术化"作为美学旨归;从生命层面,朱光潜颠覆性地重解王国维"境界说"等美学术语,在理论构架和深层思理上摒弃了王国维感性和零散型特点,以《诗论》构建了严整科学的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朱有燉"偷儿"传奇在水浒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朱有燉系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其创作的水浒戏在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浒传》成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文人参与的热情高涨,水浒戏文人化色彩渐浓;开辟了水浒故事新的传播途径,使得水浒戏开始走向宫廷.     

水浒文化流变视阈下朱有火敦水浒戏价值初探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历史记述到艺术记述的流变过程。朱有燉及其水浒戏在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因为历史阶段特殊因此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水浒传》虽然成书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朱有燉水浒戏的具体内容及其实际条件,《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当大致可定。其二,水浒故事思想不一,朱有燉水浒戏在由"义"向"忠"转变过程中,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其三,宋代水浒故事见于正史,也流行于瓦肆勾栏,且以后者为主;元代以戏曲传播,观众多为市井细民;自朱有燉开始,水浒故事开始进入宫廷,并为文人喜爱,开创了水浒故事传播的新纪元。因此,当我们开始关注朱有燉及其杂剧创作时,更应注意挖掘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     

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建立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诗文评传统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朱自清称之为"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的关系。朱自清主张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清理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认清其理论性质,梳理其理论系统,但也认为,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应该不忘中国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要还原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范畴及其历史脉络,用中国的理论间架来论述中国文学批评,而不用西方间架。他的《诗言志辨》等著作正体现了借鉴西方与本来面目的统一。     

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

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梦境的索问:《荷塘月色》背景读解与意象分析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人格与文格在极其矛盾氛围下的产物。作品中表露出来的诗化特征正是作家个人诗歌理论与时代文学潮流的交汇点。文学意象的分析可以从微观角度深入了解《荷塘月色》的内涵，探寻作者的心灵。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实物资料所见汉代诸“曹”丛考

根据实物资料所见,汉代政府机构的“诸曹”远不像文献所载的简单。实物资料中便有十三个文献所遗的“曹”,分别为：科曹、戍曹、从曹、塞曹、谷曹、计曹、士曹、祠曹、供曹、库曹、献曹、比曹和漕曹。这新发现的“曹”多属东汉时期,大部分为郡政府所设的独立机构,职权较为具体。它们反映了“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的现象,又反映了古代政府机构职权范围越来越大、设置越来越庞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