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别传繁兴原因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体制不同的历史著述,纷呈迭出,形成了我国古代史学著述的一个高峰期。和史学的发达一起到来的是传记文学的繁荣,别传又是魏晋时期传记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别传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创作如此繁盛,史官文化传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原因。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帮闲寄主西门庆形象试论

《金瓶梅》中有关西门庆与帮闲交往的描写占据了相当篇幅,以其步入官场为界,双方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他后期的养闲之举颇为引人瞩目。西门庆养闲既包含着小人得志、自我炫耀的因素,也有物色人选帮忙应付日常事务的考量,还体现了在其融入官僚阶层的艰难进程中,缓释自身心理压力的诉求。通过对双方关系的考察及西门庆养闲内在原因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西门庆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当下主要有李渔和冯梦龙两说,然“李渔说”明显不合理,“冯梦龙说”又没有提出证据,故在学界响应极少,反对的意见却很多。笔者最近从明代关于“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以及崇祯本评语中的“情”与汤显祖的“至情”说相当接近等几个方面发现,崇祯本的评改者极可能为汤显祖。并认为崇祯本《金瓶梅》底本是万历本的抄本而非刊本。     

论魏晋至五代歌舞戏的基本形态（下）——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十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段,是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各种伎艺,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歌舞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歌舞演故事者呈上升趋势;二是各种类型的歌舞戏、参军戏的产生,表明古代戏曲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是传播的方式与渠道发生了变化,由宫廷、苑囿扩展至民间。这一可喜的文化现象,很值得探究。通过对这一时段各种伎艺的基本形态揆类整理,可以了解当时戏曲雏形的传播态势。     

与褚半农先生商榷《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

文章提出了与褚半农先生就《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不同的看法,认为《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方言更接近河北藁城、正定一代的方言口语。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曹谨论

曹谨,清朝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市）人.宦历南北三十余年,所至之处,赈饥济贫,除暴安良,兴利除弊.但其最辉煌的阶段即为在台湾的八年：修筑渠圳治本富民;强兵固防抵御外侮;筹议治军见解独到;治民以宽敦化教施.现阶段,曹谨已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凝聚两岸民心的纽带.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男权的狂想与没落--论金庸、古龙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由于对传统的因袭和对大众口味的迎合,新武侠小说作家在创作中遵从男性视角以及对男权潜意识的向往使作品在女性观上基本没有什么突破,因而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底气不足而有先天缺陷,他们的作品塑造的只是男性希望看到的女性,而不是真正的女性.新武侠小说建立的是一个美妙的以"情"义"为出发点的男人的乌托邦,因而在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这一文学样式的衰落是可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