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云南壮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方式

明清时期进入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包括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流官是汉文化的倡导者、引导者。一般汉族移民融入到壮族民间,构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主体。改土归流后,壮族土官不时到京朝贡,形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通过这些途径与方式,壮族接受了一些汉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生活习俗,迁徙到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也受到壮族文化的熏染,逐渐融入壮族社会之中。     

《庄子》哲理韵文初论

文学史上常以“庄骚”并称,人们注重《庄子》的散文价值和《楚辞》的诗歌地位。然而,作为先秦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镶嵌于《庄子》文本中,且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哲理韵文,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庄子》神话分类辨证

本文采用原型考察、比较研究等手法,将《庄子》中保存的大量神话分成“活物论神话的遗留”、“上古神话的化用”和“散见的神话材料”等三类加以辨证分析;指出《庄子》神话是对已有神话的改造和化用,其目的是满足表达的需要,同时也丰富了神话形态,在神话类型学上有其意义。     

右江流域壮族传统寿庆民俗的社会功能

民俗事象之所以能传承下来,依赖于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广西右江流域壮族传统寿庆习俗的社会功能主要有教化功能、规范功能、心理调适功能、凝聚功能、喜庆功能等,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

文学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民族交流中文学文本的变异情况,而杜诗在广西壮人的接受变异上鲜有涉猎,本文以此为案例从跨时空的传播、文化传统的激活以及文学创作的创新等角度来发掘其传播中的双向互动性、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建构性,从而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种多民族间互补互济的共同发展过程。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可以成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从史料比较和逻辑分析的结果看,向注别本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在向、郭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上,所谓“述广”说和“盗窃”说是能够并存的,我们应把今本《庄子注》视为向、郭两人共同的作品。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南江文化的密码:郁南禾楼舞壮族成分之考究

禾楼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南江文化的“活化石”,禾楼舞起源于粤西南江流域,是远古农耕文化的重要遗迹。这种民俗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夹杂了多民族的风格与特点,其中作为壮族先祖的乌浒人对禾楼舞的产生和发展曾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考究禾楼舞中的壮族元素,将从创造禾楼舞的民族及其历史来源、壮族稻作文化元素和壮族服饰文化元素出发,探究禾楼舞在时代演化过程当中蕴含着壮族文化的流变。这不仅可以促进禾楼舞的发扬和传承,还可以透过禾楼舞挖掘出更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试论地理环境对古代壮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类利用自然条件技术和手段相对有限的古代。壮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并不优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特别是在瘴气广泛分布的古代,在缺乏有效防治手段的情况下,对瘴气的认识更是成为对壮族地区的地域和族群歧视。地理环境对壮族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     

壮族天琴源流探微——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二

通过对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初步认为:壮族天琴发源于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古为金龙峒),源自当地原住民族壮族布傣族群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或法器"叮鼎",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至汉代的骆越人。宋至清代流传至凭祥、宁明、防城等地,中法战争后流传到与广西相邻的越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