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本、夫容馆本《离骚章句》异文辨析

王逸《楚辞章句》的传本不同便异文迭出,因而,对《楚辞章句》异文进行校勘疏证非常必要.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朱多火奎夫容馆重雕宋版《楚辞章句》本(简称夫容馆本)是海内公认的善本,历来为《楚辞》校勘界所推重.清乾隆十五年(日本宽延三年《1740》)日本学者庄允益曾校刊王逸《楚辞章句》单行本(名《楚辞王注校本》,简称庄本),其文字与海内传本多有不同.今校庄本、夫容馆本之《离骚》部分就有异文一百十七处.勘比结果,庄本的讹误率大大低于夫容馆本,特别是它的王逸注文部分,的确朝“独存王氏之旧”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笔者以为庄本的校勘价值(尤其是王注部分)应在夫容馆本之上,治楚骚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独立人格意识

魏晋的“文学自觉”首先是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其各自独立的人格意识。而这却与文人受庄子思想影响所引起的心态变化密切相关。正是庄子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促进了魏晋文人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的形成。     

从楚国历史发展看滇楚关系

楚国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庄入滇是滇楚关系的源头 ,文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学术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具有创见性的意义。     

开创风物传说研究的新格局——评陈金文先生新著《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

陈佥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传说研究，其新著《壮族风物传说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学为理论视角，系统、深入地研究壮族风物传说，开创了民间风物传说研究的新格局。     

神与物游：从老庄到刘勰

"神与物游"的源头在老庄哲学。老庄对"道"的终极追求是"神与物游"的思想基础。刘勰从创作论的角度对"神与物游"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使意象创造理论开始趋于完备,从而为意境理论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壮族铜鼓文化的复兴及其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启示

铜鼓文化是壮族人民主要的传统文化形态.铜鼓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是壮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风貌的映射,是民族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很有借鉴意义.     

《庄子》的现代生态启示

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都在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庄子》中倡导的“物我为一”、“复归于朴”、“顺物自然”、“至德之世”等思想为人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理论渊源,在今天人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

评书《聊斋》历来由说书艺人在书场演出，从1909到1932年，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等报人以评书形式、用北京方言演述《聊斋》故事，23年的时间内，在北京的报纸上连载了300多段，是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聊斋》白话传播活动，也是《聊斋》传播形式的一次转变。     

在孔子与庄子之间:历史和伦理的辩证张力

孔子和庄子对相同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所作出的差异性评价,往往呈现出历史与伦理之间的辩证张力.虽然历史与伦理的博弈带有一种不可解决的悲剧性,但是历史理性并没有完全抹除伦理的因素,而是含纳了它,并使这种伦理不再指向个人的道德而指向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福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得不作出退让并遭受苦难的作为个体的人们,以偶然性的方式承受着历史的必然.因此,孔子和庄子实际上共同思考了人类历史的展开方式以及历史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虽然作出了不同的尝试性回答,但殊途同归,最终使紧张冲突的两个维度都得到了观照、理解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