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是如何把马克思变成拉康的—基于齐泽克拜物教理论的分析

齐泽克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纳入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下并以“镜像”和“符号”接管“拜物误认”机制,用剩余快感替代剩余价值,从而完成了“马克思拉康化”历程.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内在线索是齐泽克依托拉康所作的自身拜物批判逻辑的展开,即“拉康理论的社会化”.由此,在齐泽克视域下,社会变革的可能也就告别历史进化的视野而走向了循环重复的实在界之“世界之夜”.     

看病难,看病贵:不能解决,还是不想解决?——关于医改舍本求末、屡改屡败的沉重思考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国民,政府主管部门采取的解决措施却是隔靴搔痒,投鼠忌器,职能部门归咎的原因讳莫如深,避实就虚。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国家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因保护部门权益不想改革;公立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人员因既得利益不热心改革。当前医患冲突不断升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针对今后的医疗改革,推行医疗服务市场化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实施以技养医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     

兔爷的新时代——对传统民间美术当代传承的思考

从兔爷的个案联系到传统民间美术的当代传承问题,做了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是兔爷的新时代;第二方面是对于保护和发展概念的反思;第三方面是对保护和发展结合、在发展中传承思路的思考。意图为传统民间美术的当代传承寻找一个可参考的思路和路径。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老子其人其书考辨

本文考证了老子的姓名,论证了老子不姓李而姓老、老子名耳字聃的说法;考证了《老子》一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证了《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老聃,并提出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初期.     

卓越工程教育应培养学生的“四力”

进入新世纪,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当前工程教育要培养国际化的卓越工程人才应着重培养学生专业学习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实践执行力和领导能力,这 ４种能力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可以同时并存的,其过程是动态发展、辩证统一的。它统一于高校的工程教育过程之中,统一于高校工程专业学生卓越能力的形成之中,统一于学生的工程实践之中。     

“夜郎文化”之哲学思考

伴随着夜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仅停留于表面之显性文化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夜郎文化的研究,应对夜郎文化的隐性文化即其精神实质做出探究,发掘其文化本质,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转化,而此转化需要夜郎文化的研究从单一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独研究到合作研究、从相互争夺到协同开发。以客观、合理、科学的态度,以夜郎文化的本来面貌进行宣传、不虚构和篡改夜郎文化的历史、正确利用夜郎文化的价值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高校党务、校务公开工作刍议

论述了高校党务、校务公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客观分析了高校党务、校务公开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把握焦点和难点问题、鼓励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和加强队伍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全面推进高校党务、校务公开工作的具体措施。     

为“大众文化”正名——论霍加特与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学科范式的建构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视角不同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通过论证文化的大众性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推动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形成和西方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这种证明的实质是通过对时代关键词如＂文化＂等进行重新赋义而为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争夺话语权的过程,这对于当代中国建构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是一种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