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传感器和穿戴式传感器的行为异常检测

针对独居老人频繁出现行为异常的情况,提出了基于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穿戴式传感器的老人行为异常检测系 统。设计了行为异常检测的硬件环境,介绍了红外传感器和穿戴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提出了依据重力加速度所在轴向 检测老人躺下位置是否发生异常的方法,并融合了红外传感器和穿戴式传感器的信息对躺下位置异常进行检测。在1 居室的家庭环境中对位置异常检测的方法进行验证,通过实验的方法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并确定了检测躺下状态的阈 值。系统能有效实现对独居老人是否发生躺下位置异常进行检测。     

文学的惜生情怀及对非人类生命救助

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同行有机—过程。人本是“善性”存在,理应对非人类的万物生命怀有尊重感和怜悯之情。非人类生物的生命能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成为关系性的“中介”,呈现文学的一种本有之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生命有机体。文学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使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文学叙事的惜生情怀,能够畅叙生命,其关注点不只在人的自体生命,更在明晰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机交往。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能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对于文学而言,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能解构一种“最后”之境,也能通过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伦理善事。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电影叙事视角与观众欣赏心理

在观影过程中,不同的叙事视角决定了观众不同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效果,二者存在着相互引导与制约的关系.全知视角以貌似客观的故事呈现实行隐蔽的主观操纵,使观众进入"幻觉认同"的世界.另一方面,不同的限制视角则以不同的信息传达,影响和制约着观众的接受视野和观影态度.     

试论形神学说在亚健康状态调治中的意义

从形与神的辩证统一 ,以及亚健康状态与心理障碍的相互因果关系出发 ,分析了西医学与现代临床心理学在该领域的不足 ,进而从中医学长于调整状态之优势及中医形神学说“治神以形 ,治形以神”的辨证体系出发 ,论证了形神学说在亚健康状态调治中的重要意义     

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之辨析

分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和中国大陆的各种观点,阐述了占有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之规范结构、非法占有目的之心理构造、所有权能的组成和财产犯罪保护现状等。非法占有目的指向应是占有的本身,占有之下对财物的所有、使用和收益是比占有更深层的类似发起目的的心理动机,不属于占有目的的范畴。占有的本体事实和占有之下对财物更进一步处分的价值评价结合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完整含义。     

言语交际中的汉民族文化心理透视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汉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且复杂,对言语交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本文主要对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和谐,语词迷信等方面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进行探索讨论。     

论《金锁记》主人公抗争宿命的绝域之路

重新审视了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形象的人性价值与命运悲剧,尝试从新的角度分析她走向毁灭过程中宿命抗争的实质。     

在刑事审判中对犯罪人进行心理鉴定的思考

犯罪人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犯罪心理,是刑事审判中刑罚裁量时可考虑的酌定情节。对酌定情节的分析和认定直接影响到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而酌定情节涵盖内容尺度的把握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时的心理(心理态度)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作为法官对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以提高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