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提升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简析

高校学术期刊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信息技术革新不断加深的今天,提升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存在着英文期刊数量偏少、中文期刊质量参差不齐、对论文质量把控不严等问题,国际影响力难以有效提升。为了不断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我国高校学术期刊需要做到：积极参与国家重点项目,获得国家政策的有效支持;通过外引内联提升国际知名度,努力吸引优秀的国际论文;严把论文质量关,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与新媒体合作,共享最新科研成果。只有这样,我国高校学术期刊才能不断提高自身学术质量,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实现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跃升。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全英教学和互动交流:提升研究生学术和专业素养的实践和探索——以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Nanotechnology”全英课程为例

介绍了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通过全英教学和互动交流提升研究生学术和专业素养的一些实践和探索。针对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足以及研究生在国际上学术和专业交流能力不足等问题,通过包括开设全英研究生课程,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和企业专家授课,混合研究生与留学生共同授课等方式,为研究生提供国际化的教学环境,培养研究生的多方位思维,提升研究生学术和专业的国际化交流能力。     

关于普通理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定位与发展的思考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许多理工科院校开办的一个新的传统学科专业。本文就理工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改革培养模式,准确定位,办出特色,在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行研究与探索。     

多校区办学视野下的高校纪检监察工作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多校区的办学模式业已形成。新的管理模式将会给高校的纪检监察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适应新的管理模式,提高办学质量和纪检监察工作水平,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针对多校区条件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以期更好地适应新的管理模式,提高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水平。     

浅谈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

从对大学“学科”和“学科建设”的含义的认知开始,讨论了大学学科的功能和作用、“人”、“物”等学术能力的构建和学科设置、结构等大学学科建设中的基本要素,分析了大学学科特色的形成背景和大学学科与专业的区别,提出了大学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此引为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思考。     

复杂性科学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资助和研究进展

统计和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 管理科学部自 1986 年以来对复杂性科学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同时,对复杂性科学及其与经济科学融合所产生的复杂经济学等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总结和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和发展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复杂系统管理的研究,进而为管理科学部的十四五学科战略规划提供参考,为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提供理论储备．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