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学术权力提升的研究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失衡,行政权力过强,学术权力过弱,导致大学职能异化,学术人员积极性受挫,因此,大力提升学术权力,是实现我国高校学术繁荣、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论题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失衡的原因后,从大学的本质出发,对学术权力作了定位,并就如何提升学术权力进行了探讨。     

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

诗人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徐志摩在自然中显得逍遥而拘谨,体现出一种乐观式的悲观情思,而雪莱在自然中显得沉静而放达,渗透着一种悲观式的乐观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在一种独特的体验下建立属于他们各自的自然意象群落,并且都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其艺术表现方式由此也各具特色。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司法的隐喻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     

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透视消费模式的转变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消费行为、消费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破坏的关系。但是人类现有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无偿掠夺的基础上的,结果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自然景观遭受破坏。要消除目前的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转变消费观念,建立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人力资本与教授收入

自从建国以来 ,教授收入一直是下降的。改革后 ,教授收入总体上低于其人力资本价值的状况仍未得到扭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合理与无效率 ;在于高教领域里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冗员过多 ,而在分配上又向非教学人员倾斜 ;在于高校间缺少竞争与淘汰机制 ,使教育家兼企业家型的校长无法形成 ,也无人对教授的人力资本进行负责的评价。现行职称评定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导致教授“市场”出现“柠檬市场”。在短期内因退出障碍虽不会出现“劣币逐良币” ,但在长期内 ,教授学术水平下降则是必然的。     

试论中西艺术中的“自然”

本文探讨中西艺术理论中“自然”之不同涵意.全文分三部分.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艺术中的“自然”在艺术本体论、艺术表现论方而具有不同的倾向和内容,这导致了中西艺术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方法.     

模糊学与模糊美学的现状与未来

作为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 ,模糊学是针对事物的模糊性而产生的。它和精确方法并不冲突 ,而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范围。从某种角度上说 ,模糊方法是精确方法的沿伸和补充。受模糊学方法启发而产生的模糊美学 ,不但对于美学 ,对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无疑也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因为它出现的本身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作为一门新学科、自然还需要不断完善 ,还需要多种学科的通力协作     

《诗经》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及其与儒道思想渊源之关系

《诗经》的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这种素朴的民族精神作为社会心理 ,可分为两部分 ,即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忧患意识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源泉 ,自然意识是道家思想的源泉。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又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儒道哲学的对立统一发展构成中华文化基本精神     

On the conditions of authority in academic publics

The discourse of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public figures in today’s world is often incoherent and nonsensical. Incoherent yet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shows that authority does not rest in language but results from non‐linguistic and pre‐textual conditions. The non‐linguistic and pre‐textual conditions are exemplified in an Australian case‐study of a media debate between the Immigration Minister and a refugee, drawing on research by Smith‐Khan (2019a, 2019b). Two such conditions are then examined with reference to academic publics. First, I ask which languages do or do not carry authority, before moving on to speaker identity as a condition of authority. The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has resulted in diminishing the authority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The same is true of publications by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ur. I close by reflecting on referencing practices as forms of extending authoritativeness to voices in excluded languages and from excluded scholars in academic publ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