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国有煤炭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分析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煤炭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模型,根据对该模型解的分析和讨论,揭示了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认为要建立相应的较为有效的国有煤炭企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必须同步推进构建相应的法制基础等多项举措的创新,为国有煤炭企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以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分析了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现状及特点,并得出经济全球化是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竞争压力驱动,大陆的两岸关系政策是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政策驱动,合作共赢是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内在利益驱动,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求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共赢发展的最优途径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研究

在传统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经济分析方法基础上,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为切入点,从国际经验分析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证角度发现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外在一致性。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求是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内在发展动因和外在约束力量;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一致性;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更多地呈现“极化效应”而非“扩散效应”;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市场导向行为作用于区域经济进而转变为经济绩效。     

廉政文化：内涵与政治社会化机制

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思想、理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的总和。廉政文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借助以勤政廉政为核心的党内传递机制、以清正廉洁为核心的社会化教育机制、以制度化为核心的立法机制、以民主参与为核心的监督机制、以劝诫惩罚为手段的强力纠错机制、以推陈出新为核心的创新机制作用于社会,发挥其基本功能。     

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分析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在社区定性与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找到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两委一站”的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取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借鉴与实践将在未来的探索中成为社区治理机制由发展逐渐演进成熟的现实走势。     

论高校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以往,高校招标采购存在多头管理、随意性大和规模效益难以优化等问题,高校政府采购与招投标制度建设的创新与完善,可以从建立招投标管理常设机构、准备工作规范、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招标采购审计制度、项目验收机制的不断健全、建立采购项目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     

我国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林业科技推广不足是制约林业科技进步和林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林业科技推广效率低下的问题,从分析林业科技内涵和林业科技经济属性人手,提出了建设和完善我国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思路,并分析其必要性以及当前建设的难点,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林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几点建议。     

森林碳汇市场的运行机制研究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森林碳汇市场作为解决森林生态系统效益补偿的有效机制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初步建立。揭示了森林碳汇产权的界定是森林碳汇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市场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进而以发展中国家和附件Ⅰ国家为森林碳汇的供求分析框架,以资源配置有效性为视角,构建了森林碳汇市场的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在森林碳汇市场运行机制构建与完善中的作用。     

奖惩机制下具竞争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模型

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加强了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再制造的管制。本文研究了两个制造商竞争情况下基于政府奖惩机制的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问题。具体研究时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中只有一个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都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研究表明:奖惩机制下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的制造商的回收率提高;无论制造商是否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其新产品销售价均比无奖惩机制时低,奖惩机制对消费者有利;制造商竞争有利于奖惩机制引导制造商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回收率随再制造率的提高而提高;无论另一个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与否,实施回收再制造制造商的利润随奖惩力度的提高而增加,随政府规定的目标回收率的提高而降低,且奖惩力度越大,降低幅度越明显。算例分析说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