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指导的可复议性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并未涉及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将行政指导行为明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尤其是不适当地强调行政指导行为的非强制性以及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行政指导行为一直被排斥在行政复议的大门之外。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看,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救济范围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依托行政救济机制,国家可对行政指导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可实现包括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在内的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世界历史理论

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基础和内容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仅仅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个部分,不能将其理解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等理论,因而,在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孤立地使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一味地赞美"全球化",而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指导着力研究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对于现存社会基础的批判,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表象上对于"全球化"进行描述性和概括性研究。     

《千年之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吴昕孺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讲述了知识分子乌去纱跨越少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乌去纱的生存变迁实则对应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青春成长史、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以及在欲望时代中的命运史。《千年之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试论寿县城市文化名片的打造——兼论当前寿县城市文化定位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文化名片是现代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对于现代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寿县城市文化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打造新的寿县城市文化名片十分有必要。结合寿县及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出寿县为"淮河流域第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并就这一概念的必要性、理由及内涵做了简单阐述。     

人生隐喻与语言维度的生成——论“诗化小说”的语言形态及文学史意义

＂诗化小说＂构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规约在于诗性的人生意义,形态上则表现为歌唱性的语言节奏、意象性的空间想象、超越性的隐喻意义等多元旨向。一定程度上,这形成了小说语言向深层意义运动和达成诗学机制,而探讨、辨识这一问题,对于认清＂诗化小说＂乃至现代小说语言的维度,深化、丰富现代小说形式研究的人文深广度,具有重要意义。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深刻反省

近 2 0余年来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日益深入 ,但仍有不少薄弱环节 ,如未曾涉猎的经济区域还有很多 ;不少问题虽然已经开始研究 ,但还很不深入 ;再就是利用新方法 ,变换新角度的意识还不够 ,从而导致成果的创新力度不足。近期出版的新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2 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是一本颇值得关注的创新成果 ,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见解。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拓荒者。梁启超一生史学著作等身,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其中社会生活史研究即为其中之一。他高度关注社会生活史研究．将其视为“国民史”研究之核心;在研究范围上他主张以人类社会全体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他主张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多学科参与,并注重微观与宏观的相结合。梁启超开创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天地,使其从传统史学中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现代史学中的“阳春白雪”。其关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很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现在依然有借鉴价值。     

日军“慰安所”历史罪责及其现实的研究课题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强征殖民地和占领地的数十万女性为其“慰安所”的性奴隶,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这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家犯罪.而今日本的政界和右翼势力妄言不断,全面否认和掩盖其侵略历史罪行,不知悔改,还无耻狡辩美化侵略,进而妄图复活日本特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亡灵.为了东亚及世界的和谐安宁与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罪行,深入批判现时日本政界和右翼极端错误的历史观和危险行径,这无疑是东亚各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

唐玄宗以帝王身份注《道德经》,动机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但玄宗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后迄今千年的论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唐玄宗不仅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