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的预防

文章从“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反腐败工作方针入手,探讨了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指出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的手段实现预防。     

对话即文化——对《盐铁论》对话传播之文化意蕴的一点阐释

《盐铁论》的话语特征特别是对话传播具有一种文化的内质和历史的生成性,"贤良文学"与"大夫"对话中儒家话语与法家话语的对立及其引用先贤话语的风格特点,均从话语即文化的的深层蕴涵上表征了汉代文化生态特征。     

忏悔与淡忘:明清之际的贰臣人格

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是明清之际声望最高的三位文坛宗师,同时也是最著名的贰臣。历来对这三人的心理和行径都有不少议论,主要集中于忏悔态度的真实性问题。文章从考察当时的历史记载入手,参考三人的诗文,对他们在明亡之际的行为及入清后的心态作了分析,提出一些不同于流行看法的假说。     

对公务卡结算方式的思考

公务卡的结算方式为遏制公款乱消费和约束公款腐败,增加公务消费的透明度发挥了作用,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公务卡的作用。     

宋代实学与官员“科学家”

宋代实学获得繁荣发展,与宋代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正是及第进士人数大增,使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进入体制的希望,进入体制需要按照官僚体制的需求塑造自己,既要研读科举考试所需要的诗赋经史学问,也要顾及到成为官僚后所需要的技能。在这种大背景下,实学兴起,沈括、秦九韶这些享誉世界杰出科学家的成就明显表现出官员"科学家"科学研究的旨趣。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宋代在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背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东西。从宋代开始,科学多被纳入实学的范畴,直到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科学也没有走出实学的窠臼,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用"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释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庶人则是“唯刑是惩，不予礼遇”。这句话的实义是指“五刑”中，无专门针对大夫的刑条，大夫犯罪由“八辟”议其轻重并予以处罚；礼不下庶人则是庶人因忙于生计和没有条件置办行礼用的祭品，故而对庶人不作某些礼的要求，如酬酢之礼即是也!     

江宁织造计吏刘春池小考——兼谈袁枚对曹家是否知情问题

袁枚的两则涉红诗话一度曾是胡适先生新红学的奠基石之一。后来由于其学生顾颉刚先生的质疑,袁枚就成了对曹家的不知情者,以致他那两则著名的涉红诗话也被打入冷宫,不再被采信。然笔者根据袁枚的人际交往圈的考察后认为:袁枚对曹家不但知情,而且知之甚深。所以对袁枚《随园诗话》中两则涉红诗话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不应再继续采取否定态度。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权威的缺失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使道德建设走上一条我们预期的健康的发展道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道德权威缺失,原因在于,传统道德的严重破坏,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没有形成新的道德权威,革命道德的泛化与道德政治化对其生存土壤的严重破坏,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在唯经济增长论的泛滥与蔓延之后,政策上自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道德权威需要树立。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