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育督导制度与学校评价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在教育行政管理领域,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督(视)学制度。战前和战后日本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在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其督学系统在学校评价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别:战前,在实行指挥、监督教育行政的背景下,督学系统主要通过调查和认证对学校进行评价;战后,在实行指导、建议教育行政的背景下,督学系统不再直接干预学校的运营,学校评价以“自评”为主。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现代伊斯兰经济学说及其伦理特征

现代伊斯兰经济学说是在继承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和吸收现代经济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对伊斯兰经济学说中的利息、资源短缺和人的需求的关系、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和竞争等几个争论较为激烈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现代伊斯兰经济学说既有着强烈的现代性,又凸显出浓厚的宗教伦理内涵及其特征.从此意义上说,现代伊斯兰经济学说实际上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福利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无论对伊斯兰社会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二五”时期垄断行业改革的主攻方向:竞争化改造

王俊豪通过对城市公用事业分类研究,发现整个城市公用事业存在许多竞争空间,而在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效率。他认为,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公用事业有巨大的潜在空间,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改革可实行分类民营化政策。戚聿东、范合君认为,十二五时期要把竞争化改造作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主攻方向,形成有效竞争格局,同时需要把运营模式改革与竞争模式改革作为着力点。齐兰和郑少华认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具有综合监管、无缝监管、系统性风险监管、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新态势,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必须采取诸如调整金融监管模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实施系统性风险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胡亦琴认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创新农地流转及其相关制度、机制,是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土地资源永续利用、进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论国外政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教训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是要提高执政党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反腐败、效率与公平、指导思想的传统化与现代化、国内和国际、党内和党外五大关系的能力。这是国外执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论依法行政在提升政府能力中的作用

把依法行政与政府能力的提升联系起来,侧重来探讨依法行政在提升政府能力中的作用问题,是文章的立意之所在。为此,文章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现实背景,运用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有关理论,在界定政府能力、依法行政概念的基础上,对依法行政在提升政府能力中的作用,分别从树立政府权威、保持政府廉洁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回顾与建构

行政公开制度的内涵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事项外,必须向相对人及社会公开其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实行行政公开利于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和实现,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建设廉洁政府的需要,是顺应加入WTO后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公开的观念尚未被社会接受、公开的范围不确定、公开不规范、公开与否属行政自由裁量而不接受司法审查等。针对这种情况,要从观念、制度和立法层面入手,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建构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开体系。     

论教育对伦理精神的培育

教育对伦理精神的培育既涉及教育本质、功能、作用的基本理论,也关系到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一是教育在原初意义上培育伦理精神二是教育在人性基础上培育伦理精神三是教育在家庭伦理基础上培育社会伦理精神。     

Reflections on engaging with an advisory network in the context of a ‘sensitive’ research study

This article surfaces issues about the often-used but widely under-reported practice of working with advisory fora. We critically reflect on our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an advisory network when co-designing a research study about a ‘sensitive’ subject. We discuss the following: 1) How the network evolved as a matter of ethical and pragmatic choices; 2) Potential issues when discussing sensitive issues ‘outside’ of the participatory or participant context; and 3) Practical and epistemic issues involved in (not) ‘taking’ advice. We suggest that although sensitive research is more conventionally aligned with more ‘radical’ forms of participatory practice, advisory networks can present a useful and sometimes more appropriate form of inclusion and engagement for some advisors and for some types of research study. The article should, therefore, be of interest to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and practice-base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taff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plan to use advisory fora in their work.     

城市人文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初探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公众参与是其重要职责。然而,政府在推进公众参与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强化公民意识、健全参与机制和公开社会管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