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责任追究明确化。     

论民族自治县级政府行政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制约

行政执行是整个行政运行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治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系统内外的各种政治与行政权力和社会力量的监督和约束.在现行的体制下,当前自治县级监督机关在人事、财政、福利等方面与执行机关有着密切的利益依附关系,难以有效地对政府行政执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为此,有必要通过相关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安排以建立协调统一、高效灵活的自治县级政府行政执行监督机制,从而更好地对政府执行进行监督与制约.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症结

政府绩效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履行职责的过程和结果。政府绩效评估既要针对政府行为过程是否合法、符合程序,又要针对行为结果是否经济、有效。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上位的政治行政一体化"体制对绩效评估的制约和排斥,绩效评估没有成为有效的约束、激励政府行为的机制。本文从政策学角度,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并提出从体制上和制度上推进政府绩效评估。     

编辑审稿中的非学术因素及排除之策

学术期刊是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应以学术性作为编辑审稿工作的唯一标准。然而,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这一工作受到了诸多非学术因素的消极干扰,如以作者身份的高低而非稿件质量的高低来取舍稿件。这一非学术性倾向直接影响了审稿的公正性,也削弱了编辑审稿活动的意义,是学术评价异化的一种反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编辑应该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克服心理因素,排除思维定势,提高学术判断力,重视学术新人的发现和扶持,从而有效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之原因探析

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已越来越暴露出其缺陷.把抽象行政行为列入诉讼范围是法治所需,这不仅有法理依据而且有现实基础.     

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程序之适用

目前我国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较狭窄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后 ,更进一步暴露出其狭窄的听证范围与世贸规则的不协调。因此 ,有必要将听证程序的适用扩展至抽象行政行为 ,并对其适用的原则和范围予以具体规定。文章对抽象行政行为之听证程序的立法原则及其听证范围应包含的内容作出分析与论证 ,试图通过初步的探讨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西方的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内涵,作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它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脱离出来,同时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水平。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对我国政府行政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别国的实践经验为我所用,构建公共服务新体制,是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目标的新途径。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行政处罚听证基本原则之解析

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特征,容易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其实施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要求。而听证作为行政处罚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加强当事人参与程度,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听证制度．但从目前来看,还有很多不足,因此必须从完善行证处罚听证基本原则入手,来重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