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协定制度介评

环境保护协定制度是一种新兴的强调当事人自愿意志的环境法律制度.环境保护协定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的,它使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认识得到充分的沟通,而且还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以及因案制宜等功能.从性质上讲它不仅具有民事契约的性质,还具有行政合同的性质,因此对其救济可以通过其自身的执行委员会处理、行政机关处理和诉讼的途径得以实现.这一制度在我国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萌芽.     

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

文章认为,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行为的成立着眼于行政行为的存在与否,而行政行为的生效则关注行政行为是否发生行政主体所预期的法律效果.有关行政行为的诸要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一事实判断或法律属性判断标准,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是一法律逻辑判断标准,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是一法律价值判断标准,而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则是一司法审查标准.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主义与问题

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应该坚持法治主义、程序主义、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关注程序立法的现实背景和立法方案选择问题，正视现有行政程序制度存在的缺陷，探索产生缺陷的原因，采取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方案。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必须首先提供旨在保障“最低限度公平”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行政过程及其不同的阶段，对程序公平和程序效率进行适当偏重。     

关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探讨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因"公权不可处分"等理论禁区的存在,立法上对行政诉讼调解予以明确禁止。然而从域外的经验、传统法律文化、服务行政、诉讼经济原则等方面来看,我国应当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可能。行政诉讼调解在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等方面应作出特殊规定。     

政府行为文明内涵的新发展：行政权力良性扩张

政府行为文明的本质是政府的现代化，政府现代化的本质则是政府发展和行政发展。作为一种抽象的政府行为，行政权力扩张有良性扩张和恶性扩张之分，分别体现着行政权力扩张的必然性与人为性。提出行政权力良性扩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本质是政府发展和行政发展，其结果是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行政能量的增强。无论是从良性扩张产生的原因还是实现的结果来看，行政权力良性扩张都体现着政府行为文明本质要求，是对政府行为文明内涵的发展。     

论行政决策

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行政决策决定的是“怎么做”的问题。行政决策以问题为起点,以合理性为主线。影响行政决策议题设定的因素有五个方面的十八条,这说明行政决策的复杂性。为应对这种复杂性,应该借用由组织理论提供的权变方法。权变方法运用于政策制定,就是要弄清政策问题的因果关系,包括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简化出“模型”作为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合理性是贯穿于行政决策主线的基本问题,也是完善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实现行政决策合理性方面的具体途径主要有重程序、广开言路、强化社会中介组织、权力体制的适当调整。     

行政复议秩序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及制约因素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要追求并保持一定社会的有序状态。行政复议也不例外。行政复议秩序价值的实现可以从社会关系控制效果、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效果、社会纠纷的处理效果等方面来衡量。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秩序价值实现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架构存在缺失,具体构建存在不足。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法治化指标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原则性地建构了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但是，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存在出资人和监督人混同，规则的制定者与规则的执行者、受益者混同等问题，很难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全面有效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对如何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应当兼顾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边界，从不同环节监督和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国有资产行政监督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监督主体在运用行政监督手段时，必须在监督依据、监督对象、执法问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

行政监督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制架构、运行状况、路径选择的透视和评析,力争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深入贯彻到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中去。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