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下的大绍兴规划建设

大绍兴(也称绍北地区)交通方便、城镇密集、人口众多,是绍兴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所在地,也是宁绍平原西部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极。2013年国务院批准了绍兴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使绍北地区迈入了大绍兴建设的新阶段。鉴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行政区划调整对大绍兴建设意义重大,大绍兴规划建设可从优化产业结构,构划综合交通设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着手,以促进大绍兴地区持续协调发展。     

行政问责的范式变化: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行政问责范式较为简单,问责内容一般被理解为在政治授权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责任回应,研究方法一般采用解释性方法.现代行政问责的研究以罗美泽克的研究成果较具有代表性,罗美泽克以"期望管理范式"取代了传统的"对责任的回答范式",罗美泽克的研究价值在于从概念、研究方法和体系内容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了现代行政问责范式的基本架构.笔者认为现代行政问责范式的发展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正处于形成阶段.二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正处于多种范式竞相发展过程.三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起到突出影响作用的范式.     

行政监督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行政监督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而建设法治政府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规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因此,应改善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强化内部监察力度,提高行政监督效能,改进行政监督的方式;同时还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人事监督机制。     

德国行政裁量制度探析

行政裁量制度是德国行政法学重点研究的理论之一,也是德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单一概念,逐渐产生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的分类。并且随着德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权控制研究的深入,衍生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独立体系及相应的约束机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行政法学界以宪法为依托,不断限缩行政裁量的概念和外延,从理论和司法实务两个层面论证了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了德国现在的从宪法、行政机关自身到司法机关的多层次的行政裁量法律控制体系。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确立模式、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行政终局行为的可诉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应取消肯定列举式的规定,而采用由肯定的概括、否定的列举及例外三个部分结合构成的立法模式;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以及涉及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内部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有必要取消行政最终裁决,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会计委派制的界限——来自企业理论的解释

应用企业的有关原理来分析当前会计界争议的热点问题——会计委派制。在批驳会计委派制的间接委派可行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证了会计委派制适用界限 :会计委派制不适用于企业 ;但它适用于行政事业单位     

论行政法律解释

行政法律解释是行政主体以适用行政法为目的,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探求和说明的活动。行政解释权的限度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在当前中国,依法行政的第一涵义就是无授权即无行政。行政解释的对象是行政法律规范。文法解释是一切行政解释的基础;体系解释是文法解释之后必须首先运用的解释;法意解释和目的解释是体系解释之后的解释选择方法。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解释方法以获得合理的解释结果,从而贯彻合法性及正义信念。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单一角度理解其法律属性已不能满足我们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需要。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的规范性文件见证着有奖举报制度的发展历程。以现有规范性文件为实证分析样本,我们可以发现,有奖举报制度分别以行政执法的辅助手段、公众参与的特殊方式、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等样态体现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样态实际体现了有奖举报的三种法律属性。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允诺是最可涵盖有奖举报不同样态的适当概念。     

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节约行政立法成本、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行政立法应当处理好自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重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分析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应当通过树立立法效益意识、健全立法机制、增强立法民主性等途径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行政立法才具有经济合理性,而经济合理性是衡量行政立法正当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浅析农村社会存在的违法行政问题--由"精神病人死得其‘锁''"引发的思考

农村存在大量违法行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执法者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农村社区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执法存在乡村习俗与国家法的“合作”、执法过程中的“低成本”运作、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权威尚未树立等问题。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权力运行模式和农民主体意识的养成等方面看,农村通往法治的路仍然相当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