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革新

行政诉讼调解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热点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成因、困境,指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陷入困境的理论误导的结果,并结合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得出行政诉讼调解不仅是一种国际经验,而且应当奠定在服务行政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行政补偿立法思考

行政赔偿在行政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获得行政赔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考虑,在是否违法问题上大费周章没有必要,进一步从行政赔偿法是救济法的本质出发,优先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将有关行政补偿内容纳入行政赔偿法律体系框架之中。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当代中国客体行政文化建设与挑战

行政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为核心的客体行政文化的形成,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也日益发挥它的效应。但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对客体行政文化建设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论行政许可中的听证制度

《行政许可法》将听证制度纳入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但关于听证的规定也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如听证事项没有具体化,听证范围过小,依职权听证的性质难以确定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司法化: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之根本

行政复议司法化是孕育于西方国家行政审查制度之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改革模式。分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状及困惑,介绍英国、韩国及台湾地区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的一些设想。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救济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相当薄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使这一理论问题凸显出来。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由于其作用的对象广泛,比具体行政不作为更具有危害性,应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侵权行为的范畴,对其进行救济。     

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督制度,创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强化于明清,建制周密,历史悠久。追溯历史长河,通观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监察监督历史,历代封建君主皆极其重视监察制度的创建和对官员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