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一级开发属性分析及其市场集中度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的土地一级开发同时具有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政府规制的三重特征。运用北京市土地住宅开发等实际数据对其进行检验，即通过计算绝对集中度的c如指标、相对集中度的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指标，表明该市的住宅开发市场属于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这说明政府应积极搭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在削减自然垄断市场势力的同时，加强对开发企业的规制，促进土地开发市场的良性发展。     

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的特殊性

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具有普遍性。然而在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也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实施主体、目的等许多方面。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浅析我国社会权力对高教系统改革的影响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对社会的作用及功能的发挥程度则取决于它的适度的规模、优化的结构及健全的运行机制等因素。而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所实行的规模大扩招,政府所采取的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的管理体制改革还不能充分满足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权力对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影响,则更有助于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实践,并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协调发展之目的。     

孔子行政伦理规范探析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总体上讲求德政仁治，重视伦常，提倡人际和谐、追求社会安定。为规范当时“礼崩乐坏”的“行政失范”行为，孔子总结了不少行政伦理规范，其主要内容有：“戒奢尚俭”、“欲而不贪”；恪守“四毋”，坚持道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慎言慎行”，“不忧不惧”；“无见小利”，“和而不同”；“取信于民”、“中庸”处政等。探析这些思想对于规范当今行政人员的某些“行政失范”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清洁发展机制国内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探讨

《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包含了可更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必需资源和技术以促进可更新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资源最有希望的方式。清洁发展机制的运用,对于我国的能源有效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缺乏能源基本法对这项制度的确立,致使在制定清洁发展机制国内规则的过程中,作为一种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中公众参与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

建立有效的行政立法之合法性审查机制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立法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种机制之正当性则渊源于正义论等原理和法制等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等三种合法性审查体制,就我国而言,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审查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试论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

从高校办学自主权概念的提出、使用及其内容入手,论述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要以理顺政府高教管理部门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为前提,进而指出其落实的关键在于政府高教管理部门的施政方式,并对宏观管理和行政指导两种施政方式作了初步论述。     

Le modèle de « l'État-stratège » : genèse d'une forme organisationnelle dans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Since the 1990s, a new organisational 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France has been steadily redefining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dministrations and local state units. Labelled “the steering state” or the “managerial state”, this new paradigm hinges on separating the strategic functions of steering and controlling the state from the operational functions of execu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aking of this new form of state organization involves two parallel processes: political and cognitive. For one thing, the adoption of concrete measures for “government at distance” results from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three major ministries (Home Office, Budget and Civil Service). For another, a new legitimate “categorization of the state” is being formed in the major committees involved in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1990s; it is borne by top civil servants and inspired by the idea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 Special issue: New patterns of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