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正当程序研究 ——基于民航发展基金的个案分析

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投上发挥了政策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市场经济模式的完善,作为时代产物的政府性基金,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透明度均存在着质疑。选择以民航发展基金为个案,对民航发展基金的由来与发展、征收的使用和制度规范以及设立程序进行阐述与分析不难发现,民航发展基金在前置程序、立法程序、征收标准法律依据、实施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正当法律程序的偏差,致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应该在前置程序、程序立法、实施程序、纠纷解决正当程序诸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     

论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理论的重构

现代行政行为模式的变迁,致使某些社会主体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传统行政主体类型的冲击.从我国行政主体类型的现状入手,分析其缺陷,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行政主体类型必须以公共服务和行政分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多元的行政主体制度,从而实现行政主体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整个法律制度关系的理顺.     

论公法视野下行政诉讼与宪政的良性互动

公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宪政.在公法的视野下可以通过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规制等多种方式实现完政,行政诉讼就是这多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行政诉讼遵循着公法的规律.保护救济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控制着行政权的行使.从行政诉讼到宪政,按宪政的要求来推进行政诉讼,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式发展,这对构建公法共同体,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规制是十分有益的.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为了保证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法律约束,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确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思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特别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实践标准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目前,要发展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关键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取向,应促进个体私营企业数量上的发展和质量上的提高,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各项行政法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