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语言文字广告表达与其风俗习惯关系初探

维语广告与维吾尔族风俗习惯存在碰撞和交融。一方面，维吾尔族风俗习惯对维语广告的表达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之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另一方面，维语广告对维吾尔族风俗习惯有着不容忽视的改变，展现并促进着它们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将维语广告的发展推向一个更成熟、更有效的境界。     

“受事+施事+vp”型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篇章功能考察

"受事 施事 vp"型主谓谓语句的形成和使用受到句法、篇章的制约.在句法上有强调、突出受事主语和强调、突出补语成分的作用.在篇章中,受事主语有衔接连贯、对比和开启下文的作用,衔接连贯的受事主语能够使文气顺畅;对比的受事主语带有话题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受事主语可以使主题统一;施事主语有对比强调和开启下文的作用,对比强调的施事主语带有对比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施事主语起到主题统一的作用.     

话语实践:实践美学对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超越——兼与章辉先生商榷

章辉认为实践美学没有吸收西方新的人文科学知识而走向终结。但从西方20世纪现象存在主义、解释学、考古与系谱学、交往理论以及巴赫金的表述理论等对“话语”的张扬,表明实践美学提出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能融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并超越了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从而使实践美学成为一种现代美学潮流。     

《红楼梦》语篇体裁标记语的英译

近年来《红楼梦》英译研究发展迅速,许多学者都从不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将功能语篇分析理论应用到《红楼梦》及其英译文的对比研究,国内外尚不多见。本文将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语篇分析的角度,以《红楼梦》原著及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语料,重点讨论《红楼梦》作为章回小说,其语篇体裁标记语在英译文中如何处理的。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英语报刊语篇中的词汇衔接研究

词汇衔接是衔接的主要部分。本文以韩礼德等语言学家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英语报刊语篇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词汇衔接能使语篇达到统一的语境,是构建语篇主题以及使语篇连贯的主要手段。     

免费VS.订阅:考虑广告质量的网络内容盈利模式选择

不同于已有决策模型对网络内容质量或广告质量的忽略,本文考虑用户粘度、广告质量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或决策情形,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别针对免费模式与订阅模式建立博弈模型,探讨网络内容提供者的最优盈利模式选择问题及其最优的内容质量策略与广告定价策略,并设计广告合同以激励拥有私人信息的广告主"讲真话"。结果表明：（1）网络广告尤其是优质网络广告的存在有利于系统实现帕累托改进,并能缓解订阅模式的实施难度;（2）信息不对称削弱了网络广告质量对网络内容提供者与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并且网络广告质量越高,其信息价值越大;（3）订阅模式并非始终优于免费模式,并且相同条件下,前者适宜"少而精"策略而后者适宜"广而平"策略。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