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送别诗的意象组合

唐代送别诗中的意象组合极具特色,诗人巧妙利用送别时的地点、行人所往之地以及沿途的文化特色形成的空间地点意象组合,造成了峰断云连、辞断意属的审美意境;借用明显的时令节侯、景物气象等特点组合的意象,则增添了送别诗意象的斑斓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

宋代雕版书籍之设计一般而言体现出朴实之显著特色。这同雕版技术及雕版书籍最早发明于中国民间及其农业文化具有渊源关系。宋代奠定的这种朴实的书籍形制设计理念,使得书籍得以广泛传播,真正成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宋代确立了雕版印刷术普遍采用后中国书籍的基本形制。宋代雕版书籍确立了书籍史上最早的平装典范。宋刻书籍,采用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以及特殊的标识符号区分或标示不同的编辑语言,使版面上的编辑语言及其功能十分明确。这种编辑语言及其书籍体例奠定了中国古代雕版书籍版面编辑语言的基本格局,为之后中国雕版书籍一直沿用。宋代书籍插图已比较普遍。插图的普遍应用,使得宋版书籍图文并茂,不仅书籍内容更加完整,意义更加丰富,而且书籍的视觉效果和阅读效果也更加理想,书籍文本知识和意义的传播也由此变得更加生动、直观、多彩。宋版书籍最入目者,正是其风神别具——没有二种书籍书刻之字体完全相同者——正字书体的美。宋代书籍之美,乃在于其书籍内在的宋代文化精神之美。     

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

文章概述了突厥汗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和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及研究情况 ,以纪念丹麦科学家魏·汤木森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 1 1 0年 ,并反思了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状况。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视角下的电视新闻节目研究

从1958 年北京电视台开播,我国电视新闻正式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7 年的时间。在这57 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电视 新闻事业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到彩色画面;从只能节目录播到全程直播;从只有几个单独的电视台到现 在的电视新闻传输的全覆盖。尤其是90 年代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兴的数字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对于新闻节目的制作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却良莠不齐,所以如何吸收借鉴各行各业的优秀精华, 不断提升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带给观众美的享受,则是新闻工作者的不懈追求。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的诸多内容,都对电 视新闻节目的研究大有裨益     

摄影中的“新纪实”与“超现实”话语——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和杰瑞·尤斯曼为例

摄影是“自然之笔”与现实相对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所表现的个体与群像在纪实品格外凸显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深刻性,形成了“新纪实摄影”风格;而杰瑞·尤斯曼的“超现实摄影”与前者相异,他用纯熟的后期暗房合成技术,通过底片叠加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拓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时空维度。文章以两位摄影大师为例,从三个维度来比较“新纪实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摄影”：“标记符”与“象似符”;“视觉寓言”;审美欲求。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艺术处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进行创作时既要确保艺术创作真实反映历史事实,又要防止与《东方红》重复,需要创作人员精心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进行加工改编,具有一定的难度。创作者和表演者通过艺术框架的搭建、艺术素材的加工、艺术演出的处理,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极高的艺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