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记忆与小说的意象创造

情绪记忆和孙惠芬小说意象创造关系密切。情绪记忆,是意象创造的资源。她偏于情绪记忆,能记住"感动的情境"与机理,主体情绪时而与意象创造呈现共时性状态。这样的情绪记忆使她擅长在文本中捕捉人物心灵的瞬间,并把微妙作为最崇高的审美追求。小说中的意象多是她情绪记忆的审美对象化,是创作主体与人物主体的精神寄托,是文本欲望世界的敞开,是"乡下人"情绪记忆的回溯与印证。成功的意象创造源于情绪记忆而又超越情绪记忆,在动与静、诗性与哲性、感性与理性、并置与对比中充满张力,又充分统一,体现审美的多义性。     

接受理论视阈下标语翻译中的形式与功能——以“Better City,Better life”为例

当今越来越多的标语呈现出独特的文体特征,功能主义翻译观指导下重功能轻形式这种一刀切的翻译方法不能指导所有标语的翻译。标语翻译要求在有限的字数限制下最有效地提供相关性最强的信息,因此,读者的接受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标语需要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处理,以实现标语语言的召唤功能和美学功能。     

论环境美学中的“连续性”问题——从杜威美学到参与美学

"连续性"是环境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连续性"一词源于杜威美学,杜威以"经验"为核心概念,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美学,试图建立一元论的哲学美学体系。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从人与动物、有机体与自然的连续性出发,提出要恢复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伯林特继承并发展了杜威的"连续性"理论,对环境一词进行了全新阐释。他进一步批判了杜威所反对的审美无利害及相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鉴赏的参与模式,并将这种自然鉴赏模式应用到对艺术、日常生活景观的审美探讨中,发展出一种全面的参与美学理论。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儒道视域中的中国古典美学审丑意识考论

丑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不是作为一种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而存在的,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它与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意识息息相关。不同的生死观导致不同的美丑观。儒家重生、重德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或忌讳审丑或将审丑转化为道德人格美两种风貌,它主要指向伦理的维度;道家齐生死、一天人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美丑互化和重视人的自然生命、自由精神两种特色,它主要指向美学的维度,是生命本真状态的显现。     

身与物游——论中国古典美学身体性及其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意识美学的理论视野下进行的,以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真正精神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有别于意识美学的身体美学的出场,为我们体认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新的范式。有别于西方美学的视觉中心主义,中国古典美学是心身兼修、身物一体的美学;这种与物一体的美学通过道家之＂忘＂、儒家之＂养兴＂与禅宗的＂禅定＂等方法,在道家之＂妙＂、儒家之＂兴＂、禅宗之＂悟＂中得以实现。从身体角度透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讽荔”之外：《岭南荔枝词》的诗美价值

荔枝作为岭南佳果,在中国古代曾流行于北方。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荔枝意象不多．只是因唐贵妃嗜荔被诗人屡次抒咏,使“讽荔”成为古典咏荔诗一个典型模式。清代广府诗人谭莹的《岭南荔枝词》在“讽荔”模式之外,将荔枝当作独立的审美意象,特别是围绕民俗风情、荔枝本体、借荔喻事三个方面,对岭南荔枝进行诗意呈现,对荔枝风情给予深切凝视,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岭南风情的诗性空间,具有独特的诗美价值。     

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引发的社会文化思考

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以传统戏曲的形式,以“小切口、大映像”的方式,通过对罗天福一家小人物生活的切入,反映了当下社会草根群体的身份阻遇问题,夹缝中生存面临的价值选择问题;同时《西京故事》首演的成功,也揭示了这个时代戏曲创作与审美的美学品格诉求,就是要实现戏曲与当代观众的生活对接、情感对接、审美心理对接.     

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探析

梁启超是一位极具忧世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乐观实干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家,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体现。趣味的革命是梁启超的戏曲美学的核心内容。他从感性生活层面出发对具有古典哲学思想趣味范畴进行了理性尚实的现代化阐释,使得趣味从高雅的戏剧美学殿堂融入到日常的改良新戏及戏剧理论中,肯定戏曲的社会作用,强调戏曲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联系,对我国近现代戏剧产生深刻的影响。     

焦循曲论之悲剧审美

焦循曲论突出了悲剧审美的重要性,并将其与特定的心理因素相结合,从悲剧观念、悲剧结局和悲剧人物三个重要方面展开分析：悲剧观念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因素有关,悲剧结局体现在对＂一悲到底＂、＂合乎情理＂、＂韵味悠然＂等方面的强调,悲剧形象则要求人物具有＂刚直正义＂、＂道德期待＂、＂替代强化＂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