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技术城市成功因素探析

美国高技术城市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仅是重要的研发资源,而且是高技术企业高素质劳动力和潜在的创业者的主要来源。风险投资为高技术企业注入资金,参与运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和其他领域的研发开支、州政府的诸多举措均有力地推动了高技术城市的发展。城市的集聚效应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是讨论美国高技术城市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高技术城市生活质量在吸引高素质人才方面的优势也不容忽视。     

湖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差异测度研究

基于2007—2016年湖南省100个 县域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协调度指数、重心模型、ESDA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湖南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重心偏移、空间自相关性等特征,探讨湖南省人口、经济变化及时空协调。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对人口存在事后调节作用,各分区间存在差异;人口、经济均呈现“东密西疏、核心-外围圈层、低等级城市连片”的分布特征;经济对人口流动存在虹吸效应,区位劣势、资源枯竭型县域人口外流较显著;研究时段内,核心城市聚集作用渐趋增强,人口流动具有经济导向性;人口与经济重心均向东北偏移,且经济重心移幅大于人口重心移幅。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人口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经济则呈现低-低集聚态势。     

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

根据高质量发展内涵,从经济活力、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生态友好6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运用AHP模型测算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结果表明,2012-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总体稳步提升,城市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呈缩小态势,但相关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京津两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显著高于河北省各市水平。同时,京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关于空间集聚、规模门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对于规模门槛而言,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是线性关系,城市规模越小,专业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城市规模越大,多样化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更显著.与大企业相比,多样化集聚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明显.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部地区的比较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中部地区崛起的城市群战略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布局形式,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按照城市群应该具有的特征来考察,中部地区城市群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发展还不成熟。有必要把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衡阳市2000－2016年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并采用衡阳市2000－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得出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都存在自我发展的惯性现象;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抑制效果仅表现在短期中,长期影响效果甚微;在考察期内,导致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的波动主要还是自身因素,但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仍不容忽视。最后,结合衡阳市的实际情况对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通过更高水平的城市贸易开放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升级和技能提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开放经济框架下,从理论上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微观样本和186个城市的匹配数据,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增加约0.02个百分点;(2)产业集聚是城市贸易开放促进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重要渠道;(3)贸易开放对劳动力的技能升级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中部地区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最明显,500万及以上人口大城市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结合产业集聚特征、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实施针对性和适宜性的政策措施,推动“优进优出”的高质量贸易开放,对优化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广东21个城市中,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城市1个,某个子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14个;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协调等级全部属于协调类,从协调度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和协调类型明显逊色。依据此结论,论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落实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各区域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和战略机遇提升城市协调度的观点。     

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以信息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其整体发展状况,然后选取2004—2013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生产要素、区位因素、空间因素、政府因素和国际环境5个要素为立足点,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误差修正后的长期和短期均衡模型,通过模型的对比,分析了产业聚集理论对信息服务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均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力资本的系数最大;信息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在长期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影响显著;政府扶持力度仅在短期促进信息服务业集聚,长期影响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