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对比研究——兼论乡城劳动力流迁及其影响

文章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利用PADIS软件对未来40年城镇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结构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4年出现高峰,到2025年开始呈快速下降趋势.受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也呈现出城乡分化的差异性特征.未来城镇劳动力资源总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但会经历先增后减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资源呈逐年下降.从结构观察,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各时期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高于农村.城镇劳动力老化趋势明显,农村劳动力则经历不断老化再到相对合理的过程.     

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和谐理念

儒家文化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中和”精神是儒家推崇的人生境界,集诚信与仁爱为一体。它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庸之道,表现在社会存在中,是礼治仁政的“群居和一”之道。礼制文化是一种等级和谐,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和精神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想,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摆脱以往的旧观念.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兼容,都是介于个人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纽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和市民社会也有某种天然自洽性,从而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建构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的市民社会,并使之完善.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培养市民社会内部成员的契约精神,注重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全面发展,培养公共精神.     

“两型社会中的现代农业建设”笔谈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农业现代化是其重点和难点。基于此,本刊特邀湖南省三位知名专家畅谈“两型社会中的现代农业建设”。湖南明确以“四化两型”引领湖南实现“四个发展”,曾福生教授认为要推进湖南省农业现代化进程,应统筹城乡发展,从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农业资金投入管理机制、新型农民管理和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努力。刘茂松教授认为在工业社会,融合工厂化农业与农产品工业再制造的工厂化制成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首选。对于解决新时期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实现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南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意义巨大且十分深远。推进工厂化制成品农业的发展,应从社会观念变革、基地标准化生产、农业制成品供应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营造政策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农业是第一污染产业,其中畜牧业污染更是令人堪忧,盛孝邦教授基于邵阳、长沙、娄底等市县考察,提出应迅速建立规模化养殖场的准入门槛,引导养殖企业开展低碳生产,推广生猪养殖粪便零污染处理技术,以畜禽养殖标准化为契机加快发展低碳畜牧业,缓解或消除畜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     

和谐校园及其构建的核心价值体系选择

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选准对构建和谐校园起主导与支撑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一所大学来讲,其价值体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厚德博学、求真务实的校园价值体系。     

注重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富裕而公平的社会,应该既承认差异又注重公平,在和谐中实现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社会公平成为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维护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主导作用,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失调"现象,在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下实现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沈阳市农村水利建设

一、农村水利与新农村建设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以饮水安全、灌溉排水、水库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和农村水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水利正是为这一总体目标服务的,其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主要     

主体间性视阈下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与和谐社会建构

"主体间性"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概念。文章通过梳理概念的来龙去脉,揭示了自我、主体、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交往行为等概念在不同哲学背景下的不同意涵与内在关联,进而把主体间性视阈下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联系起来,论证了主体间良性交往是通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自晚清以来就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着剧烈的变动,由此也促使基层权力主体格局在竞相更易的新旧制度演变中此消彼长、渐次递进。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以来社会治理模式与基层权力主体的嬗变演进,是经历了从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动格局。与此同时,参与治理的权力主体格局变动,也鲜明地凸显出近代中国的激剧变动在基层社会中的历史映像。不过,回观近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演进轨迹与基层权力的嬗变,也有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     

风险社会与损害救济机制的转型

现代风险具有技术性、系统性、可估算性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受二元赔偿结构的限制,形成于传统风险条件下的古老侵权法再也无法独自承担起救济现代风险损害之重任,而必须与责任保险、第一方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化救济机制相互协作。在此背景下,我国《侵权责任法》未能充分考虑与其他社会化救济机制进行协作的需要,其立法理念略显滞后。通过对侵权赔偿与各种社会化救济机制的整合,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综合救济体系是我国损害救济机制转型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