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梁模型的管路振动主动控制器设计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利用调研获取的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户当前对于低碳属性农业技术的采用现状,并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了农业项目和农户两个层面因素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于低碳农业技术采用后的效果评价较好,技术需求度和后续采用意愿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并且不同类型农户对当前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程度、偏好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农业生产项目和农户经营主体两个层面的因素均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类型农户后续采用意愿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农业项目的地理特征、经济效益、资金技术要素投入强度和农户的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强;农户技术采用强度受到农户个体特征和行为意向的显著影响,且作用效果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测度的实证研究

低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阻碍了农产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基于社会物质主义理论,构建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模型,讨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涵、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并对316份企业样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具有多维度结构,包含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三个核心维度,且三者相互关联,共同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产生作用。由此开发出量表以期为企业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提供一个可操作和量化的通用工具。     

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农产品价格波动中的金融化因素分析——以大豆、食糖为例

基于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相关月度数据,以大豆和食糖为例,通过ARDL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对影响国内农产品现货价格的金融化因素进行了系统测算。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因素、国内期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大豆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国内期货价格、通货膨胀因素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食糖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汇率和能源价格对二者的影响均不明显。最后,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规范期货市场发展、健全农产品进口风险防控体系、关注品种间差异等方面提出了应对农产品金融化的对策建议。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现状分析

高校图书馆联合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服务形式,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和欢迎。该文通过对江西省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2011年1至6月份虚拟参考咨询的服务人员、服务形式、服务内容、服务效率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提出提升该联盟虚拟参考咨询服务质量的积极建议及对策。     

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

联盟信任与联盟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双边不对称联盟中,联盟困境的"抛弃"与"牵连"对联盟信任的作用更为强烈,进而成为推动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美韩联盟发展过程中,其联盟信任不断变迁。联盟初期,由战火锤炼铸就的美韩双向情绪性信任,中经"尼克松冲击"转变为情绪性—工具性信任,后冷战时代历经双方的战略调整与实力变迁影响,转为双向工具性信任。受联盟信任变迁的影响,美韩联盟也实现了由军事联盟向战略性联盟的转变,这是联盟信任下降与共有利益拓展的共同结果。     

Global Governance and State Governance: Two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overnance is a kind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the notion of governing holisticall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holisticity of governance is reflected in the unity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normative appeal and practical appeal as well as global governance and state governance. Global and state governances are two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ationally promoting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rational cho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plays a unique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Deepening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with the support of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basic idea and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interaction, 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between the two. The restrictions and eff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on state governanc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such considerations as objects, mechanisms, concepts and interests of governance, and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city can promote and deepen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ore effective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