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通信经济发展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基于Super-SBM与灰色关联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大口径统计数据,先利用Super-SBM模型测度各地的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再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别计算电信产业和邮政产业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关联系数。结果发现：2011—2020年各地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值基本呈现出稳定的状态,效率值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空间分异情况,且东部的优势非常明显。邮政业的灰色关联系数值明显高于电信业,东中西部的灰色关联系数虽没有显现出太大的差别,但仍然可以看到,关联系数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因此,我国接下来不仅需要大力发展信息通信、移动物联网技术与产业,还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省域通信技术与新经济地理的耦合。     

港区一体化的制度创新

以大连港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内外自由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连港区自身的发展状况,指出大连港区在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海关监管、金融、外汇管理等制度创新过程中应遵循的思路。     

海峡两岸物流量的预测与估算

由于两岸没有建立正常的经贸往来,所以无法获得两岸物流的模式和数据,两岸物流业者和政府也无法进行物流规划。依据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台商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和时间趋势为解释变量,建立预测模型,在预测未来两岸贸易额的基础上估算两岸物流量。结果表明：到2009年,两岸的物流量将达到28．17亿t。     

略论孔子君子人格思想

论述孔子思想理念中所要构建的君子人格体系,分析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及内在联系,提出培育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以“忠孝”为基本要求、以“信义智勇”为补充的君子人格,并阐明培养君子人格的历史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问题与建议

指出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必要性,针对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落实科技兴贸战略的政策建议。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户外广告规划研究——《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的探索

为了提升城市户外广告环境品质,改进规划工作的不足,提出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户外广告规划研究方法。在《深圳市户外广告设置指引》的编制实践中,通过多视角的目标建构、"规范"加"规划"的导控策略以及"手册式"的成果表达手段,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因此提出:为了提高户外广告规划成果的可操作性,增强实施实效性,必须正确认识户外广告的双重属性,将规划工作从传统的技术导向转变为以公共政策导向,做到导控中的因势"利导"与"力导"。     

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与新农村旅游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是在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涉及旅游发展的若干方面,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指明了方向。发展农业旅游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将发挥出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