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衡量与协调对策研究

根据2001-2011年陕西省的统计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且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通过对导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非农收入、城镇化水平、城乡人均资本拥有量以及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陕西应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对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宋朝的农业管理机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管理农业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宋朝统治者对农业相当重视,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机构均负有农业管理的职能。中央农业管理机构方面,在元丰官制改革之前主要为三司,在此之后主要为户部、工部、都水监、司农业寺。宋朝地方实行州、县二级行政机构。在州县二级地方机构中,负责农业管理的主要官员为知州和通判、知县(县令)与县丞。路级监司如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亦负有农业的职责,此为宋代农业管理机构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点之一。     

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思考

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存在的较突出问题之一,而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在调节收入差距、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等方面还不够规范。个人所得税改革重点应充分体现再分配原则,加快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差距。     

关于国民收入随机模型的广义最小方差控制

基于Astrom随机动态模型,讨论了非最小相位经济系统的控制问题.应用广义最小方差控制方法设计出自发投资的调控策略.通过实例表明,国民收入在控制策略作用下波动幅度最小,这是促进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基于改革开放后的研究

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政策因素、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信息因素和农业生产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需要针对以上几个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持续农业: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路径选择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民脱贫致富的关系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持续农业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选择。持续农业应遵循生态环境的内在演化规律。民族地区实施持续农业必须扩大生态环境容量,提高资源更新率;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生态环保公司。     

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

可持续农业是2 1世纪世界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剖析、以及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指出我国应选择集约、高效的现代可持续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提出了三种具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即中国式生态农业模式、集约型可持续农业模式和高技术农业模式。这三种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持续、稳定增长。这一阶段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偏斜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本文基于不同指标测度了这一阶段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特点及其变动状况,阐明和验证了这样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分析指出,旨在协调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举措短期内将有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度,长期将对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结构的改善产生促进作用,从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     

农民收入问题的重新认识及对策

农民收入问题是经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产生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深层原因是农业人口太多,人均耕地面积太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制定适当的政策,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