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争条件下多销售渠道并存的航空货运舱位控制问题

在航空货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基于竞争的收益管理问题已经成为管理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针对竞争条件下的两个航空货运公司两个舱位的容量控制问题,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了代理市场和现货市场并存时两公司两子舱的水平竞争的三方博弈模型,并详细分析了在 Stackelberg博弈中货运代理商的最优订购决策以及两个航空货运公司在 Cournot 博弈中的最优反应函数的性质。结果表明：如果在位者不在代理市场上销售运力,那么进入者也绝对不会提供代理市场的舱位,也就是说,如果在位者没有动力提供代理市场的运力,则代理市场将不会存在。     

热风干燥枸杞的试验研究

本文介绍了在自制试验台上,对我区产的枸杞进行热风烘干的试验研究,得出了其干燥特性典线,据此提出了烘干枸杞时热风的温度,风速及湿度合理选择的建议。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在此态势下,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出口贸易与污染排放、治理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1995-2009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出口贸易与污染排放、治理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如下：出口贸易变化是污染物排放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出口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结构效应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但对不同的污染物,规模效应不尽相同;不同污染物的治理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也不同,但是总的治理投资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利。     

我国农田污染分析与防治

文章分析了农田污染的现状,以及农药和化肥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破坏的原因,指出加强农药和化肥管理、完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加强固体废弃物的治理与管制、发展生态农业等措施,是综合预防农田污染进一步恶化的根本途径。     

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防治的国际性法律框架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海洋环境并不太关注。随着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逐渐认识到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人类健康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为了保护跨国海域的海洋环境免遭陆源污染,自际社会不断尝试借助立法对其加以规制,调整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国际性法律框架因应而生。在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国际性法律框架中,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为代表的国际法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频发,环境健康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向来重视环境健康问题,但是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环境与健康孤立立法、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范围有限、缺乏环境健康标准等.因此,需要加强环境健康立法,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环境健康标准体系,确立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形成有效的环境健康监督管理协作机制,以切实保障人们的环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