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服务: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1996～2005)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央放权的利益诱导下加剧了竞争,这客观上推动了GDP增长,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理念,在公共服务领域增加投入、提升质量.由于中央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分配和官员升迁的决定权,中央的政策风向标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某些地方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间竞争的新增长点,试图以此提升竞争绩效.以此为背景,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政治和市场维度的二元划分,构建起相关的模型和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中部六省从1996至2005年问的竞争绩效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1)各省在政治和市场维度竞争上的表现存在一定差异; (2)各省公共服务水平在2002年之后逐渐趋同; (3)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4)公共服务水平的改进有助于提升当地政治维度竞争绩效,而政治维度的竞争优势反过来又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两者构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建设和谐稳定社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有感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篇重要理论著作,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极其重大,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阻碍了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稳定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与民族关系诸方面相关的理论构成了民族关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丰富、系统,架构严谨、完整。本文概述了民族关系理论体系的主要纲目。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与联合模式

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与本质特征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学校与科研单位大协作,文章结合湖南的企业技术创新、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和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对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的作用、进展与联合模式进行分析讨论.     

从反思到实践: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与话语变迁回顾

文章通过对有机农业发展历史的知识考古学梳理,回顾有关有机农业话语的变迁过程,以理解有机农业于当代社会的意义。研究发现,有机农业话语的发展共经历四个阶段。有机农业已从处于社会边缘的反思性农业实践,发展为全球范围内多主体参与的话语竞争场域。话语变迁的动力机制由时代背景决定,涉及各主体特定的话语实践与主体关系。只有充分理解“有机农业”相关话语的流变性与建构性,以及变动背后资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在面对这一舶来概念时保持冷静。     

梧州市培植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问题研究

我国西部在多年的发展中,实施的是一种资源开发型和粗放型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作为西部城市之一的梧州,在承接东部转移中也难摆脱某些桎梏。在对梧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诸多局限：未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产业发展未达到规模化和集聚化程度,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等;最后针对梧州市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     

大学生党员先进性建设的理性思考

大学生党员大部分是在大学校园的特定环境中入党的,仍需进行继续教育和培养,加强大学生党员先进性建设,谋求高校党建工作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深入推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从而有效地提升大学生党员的先进性.     

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模式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步形成了中央政治集权与市场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新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稳定》(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它以实地调查的资料为基础,广泛论证了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认为其表现在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政治稳定.     

自我行动与自主经营理解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

是什么决定着中国人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本文的假设是,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 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 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 这一假设给出了有关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增长迅速,但其组织规模偏小的解释,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对中国人参与市场实践的两类变通性策略行动（即合伙经营和打工）及其后果作出一种延伸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