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探析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古人对和谐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一种大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世界的和谐。关于和谐的本质、和谐的价值、以及如何能够达到和谐等方面，在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有比较完善的思想论述。     

中国古代隐喻研究述论

中国古代的隐喻研究开始早、成果丰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大量实例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隐喻言说上更加侧重“隐”,强调“暗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对隐喻的概念、原理、分类、功能、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隐喻理论;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     

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古希腊罗马自然法历史演进探析

自然法从早期的希腊自然哲学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在希腊城邦的历史终结时,它演变为一种伦理秩序,经过西塞罗和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的转化,它最终成为法学上的一个永恒的命题。     

寻找记忆规律增强记忆能力--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思维培养研究论文之二

强行记诵可以提高记忆力,良好的记忆能力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条件。牢固记诵,可加深理解。广博记诵,能增强才干。背诵优秀作品,启迪智慧,熏陶思想,净化心灵,改变气质,丰富内涵,提高人的品位,获益良多。古代文学教学应认真抓好背诵环节。     

从总体性到总体化——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探析

“总体性”概念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文本中的关键词。卢卡奇首次针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提出，并以此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卢卡奇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和研究视域，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转向的先河。二战后，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提出了“总体化”概念。他基于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哲学诠释促使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总体性到总体化概念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一理论发展的走向上，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逻辑宿命。     

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知识内容的考察

相对男性学校教育内容,古代的女性家庭文化教育的内容相对贫乏些,但一部分经过发蒙后的女性所学习的知识内容,或者所涉猎的文化知识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有些女性已经达到了读经解经的阶段;而在宫廷教育中,不仅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且对宫人施行伦常道德的教育;教坊、青楼女性们所学习、接受的文化教育为"书学"、"算学"、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等内容,其艺术知识修养内容为音乐、歌曲、舞蹈、杂剧、绘画等,与良家妇女相比,教坊、青楼女性所学习的知识内容比较浅显,没有高深的"四书五经"的内容.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论我国古代技术创新主体

我国古代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是工匠,其承担着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重要职责。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历史演进,在工匠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上并以工匠活动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等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这些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匠主体活动的局限性。工匠主体与这些主体之间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单一主体去取代另一种主体,使前一种主体在古代技术创新的舞台中隐退。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主体以交叉并存的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