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金融的法律原则探讨

环境金融的出现,是对传统金融业的突破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政府配额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实现环境利益经济化的过程。中国和世界一样,都面临着以环境为发展成本的巨大代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目前的国际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制定的,要在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中得以保全,创建中国的环境金融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有市场的存在就离不开法律的调整,而要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环境金融法律制度,首要问题就是研究并制定国际通行的立法原则。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从性质上来说,既是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个特殊类型,也属于产品责任的范畴,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中第59条规制的适用范围包括有缺陷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以及不合格的血液,但此适用范围应予以界定。在此界定内,导致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生产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才是《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的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我国实质课税原则研究之批判——兼论实质课税原则的定位与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法发展中逐步受到重视,尤其在税法的运用和执行阶段。但是,德、日等均在避税之否认领域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实践中非为基本原则。许多被我国学者认为属于实质课税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其中一大部分属于法律实质主义的问题,非为税法固有问题;而对经济实质主义问题的研究,学者在适用实质课税原则时陷入了概括性、抽象性论述,造成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极易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破坏税法法制体系的建构。     

论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危害王权行为,颁布了多部叛逆法,涉及投毒、保护王室婚姻和王位继承、＂王位至尊＂以及国王的统治能力等方面。这些叛逆法虽然较为严酷,却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研究这些法律,将为认识英国宗教改革的发展历程以及英国王权的强弱嬗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公司制度价值的法律保护

公司制度已经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其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以极大的热情推行公司制度但是,效果并不能让人满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公司制度价值的体现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铺垫和保护。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当一种制度设计得相对完美而其他辅助制度支离破碎时,这一完美的制度也必定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变得步履艰难。因此,分析公司制度在我国目前受挫的原因,对其价值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以使该制度充分发挥其有益功能显得必要和迫切。     

罗马法的历史成就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迪

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律 ,以其深邃的法律思想、深刻的法学理论、科学的结构体系和合理的法律分类 ,征服了整个世界 ,是人类法制史上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依据罗马法的具体内容 ,分析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原因 ,认真探讨对加速我国法治进程的有益启示。     

民族习惯与法治目标

多民族的中国选择法治已是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习惯以及民族习惯,将如何迎接法治的选择或融合、其融合有无可能性,这是建构法治国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习惯概念、特征及部分现象的解读,将其作为少数民族族民的事实上的行为规范予以阐析,探寻其与法治融合的切入点,并提出二者对接时应充分予以考虑的因素,完成二者的真正融合。     

中国古代关于人自身矛盾的历史探微

我国历史上诸多名家对人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著名的人性善恶之争、义利之辨 ,无不蕴涵着历史的深邃与进步 ,也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国际法准则和中国历史的逻辑

1990年代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辩论建构了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无论是根据国际法准则 ,还是从西方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逻辑来看 ,人权与主权都是同一的 ,即统一于“人民主权”论。之所以会出现人权与主权孰高的命题 ,是因为发生了学理上的混乱和法理上的糊涂 ;如果引入“政权”项 ,这种对立结构便可完全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