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形象的智化与定型

诸葛亮的原始形象受到历代的智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为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塑造源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盛行于上流社会的诸葛亮“儒雅”形象与中下层推崇的诸葛亮“民间”形象有效地舍二为一,成功地重塑了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变革的实践 ,越来越清晰地证明 ,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 ,极大地冲击着既定的文学、艺术形态和规范 ,改变其存在方式 ,促使其不断地走向大众 ,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 ,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变化着的文学、艺术则以独具的审美方式 ,积极地作用了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 ,深化其艺术意蕴 ,提升其审美境界从而形成多元共生、悖立与互动的新文艺格局。可见 ,只有立足文艺变革实践 ,洞悉文艺变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才能透过文学生存困窘的种种现象 ,窥探其发展的内在潜质与光明前景     

郁达夫南洋时期文艺活动及其影响

郁达夫南洋时期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加强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地位,提高了马华文学的创作质量。郁达夫的文艺实践活动,为马华文坛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留下珍贵文学遗产,促进了当地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论王维的资质禀赋与文艺才情

本论认为,王维资质禀赋高,天机清妙,涵泳、资发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文艺才情的张扬和横溢,是其建树大雅人格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从而为士人所景仰．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 ,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诗歌:意境空间与弹性美学--诗歌鉴赏活动中诗人、作品、读者的互动关系

文学鉴赏是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诗歌也不例外,从一首诗歌的诞生到意境美学的实现,应该分为三个环节、两个阶段。三个环节即诗人、作品、读者;两个阶段即作品诞生阶段与诗美实现阶段。这两个阶段又各具特色:诗人与作品之间,作品看似被动的,但文本自身的规律使得诗人也不能不顾其余;而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是明显的,首先,诗歌文本贮存的种种信息或意蕴使读者流连忘返;其次,读者在诗歌文本意蕴的感召下,又调动大脑中已储蓄的与诗歌文本相关联的大量信息反过来激活作品,正是这种双向“互动”最终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中弥漫成意境的空间。     

《苏轼诗词选》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

苏轼诗词寓意丰富,用词精炼,有些诗词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因此重现诗歌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苏轼诗词所必须考虑的。但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以及文化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审美价值难免有所损失。针对苏轼诗词的美学特点,以等功能补偿原则为基础,对诗词语言美和意境美两个层面的美学损失进行补偿研究,揭示了苏轼诗词翻译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补偿策略。     

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研究综述

《圆圆曲》是吴伟业七言歌行的代表作之一。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陈圆圆风雨飘摇的身世遭际,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也赋予了该诗巨大的历史价值,故历来此法备受关注,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梳理了相关研究资料,试图从其历史真实性、创作时间、主题意旨、艺术手法,及与《长恨歌》等同类诗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对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以期在总结中理清脉络,进而寻求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论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花鼓灯是盛行于沿淮两岸广大农村地区的民间艺术,有着表现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复杂、表演风格热烈等艺术特点,具有南北地域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蕴含着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文化观。花鼓灯艺术富含了淮河流域自然、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子,体现了淮河流域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心理素质和思想情感。花鼓灯艺术深受淮河沿岸群众的喜爱和高度文化认同。新时期花鼓灯艺术所独有的历史民俗价值、文化传承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