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人际信任与关系稳定

文章探讨了收购商与农户构成的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中,收购商与农户双方的专有资产投入对农户信任的影响,以及农户信任对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收购商专有资产投入会促进农户信任,而农户专有资产投入会强化上述关系;同时,农户信任会提升其续约意愿,降低其违约倾向.此外,政府支持会强化农户信任对其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会削弱农户信任对其违约倾向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对信任影响的适用范围,指出了双方锁定的渠道关系对信任的重要作用,为农产品渠道中契约稳定性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还发现,政府支持对提高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制定契约型农产品渠道的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99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地域差异,西部最高,东部最低,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逐步建立以财政金融为引导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策略。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表面摩擦驱动收卷的玻纤布卷驱动力特征

与传统股权相比,扶贫股在出资、股权类型、权利内容、收益分配、退出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做法,但存在制度回应弱、效益吸引力不够、相关利益协调不足、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缺失、平台治理参与局限等深层次问题。据此,应立足中国实践,在集体股的框架内,明确扶贫股的法律属性,以集体股制度创新为路径,从制度层面规范扶贫股。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保险素养、收入差异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法院执行效果的真实改善和非真实改善——影响判决执行效果的两种机制

本文希望解释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法院近十年来的“执行难”。对某法院大约5000个审判和执行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造成法院“执行难”的原因既包括法院内部的执行不力,也包括法院外部因素,比如国有资产管理对当事人选择司法执行程序的刚性约束。被研究法院执行效果的相对改善,既反映了近年来司法改革和法院努力的成果,同时也包含了法院外部因素变化使“质量”更好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从而带来的执行效果“改善”。法院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的作用对象和机制完全不同,外部因素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不真实的改善：虽然某些执行效果的司法统计指标变得更好看了,但实际执行效果并未真正提高。与之相反。司法改革带来的执行效果的改善是真实的改善：它不是司法统计指标的简单变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执行结果的改善。     

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外商直接投资在东西部的分布现状为基础,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带动作用,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