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之形而上学——《老子》哲学神秘主义探微

《老子》“无”之思想是中国神秘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人类语言所不能讨论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存在。宇宙太始,就是从混沌之“无”到有形万物,它是超验的,本根性的,是一切由之生成的最终根源和始源。“无”本质上是时间性的,“无”是一种过程,一种流变。宇宙在无声无闻中运行,充溢着神秘主义的造化,但它如期本然构成了一个世界生成演化的空间。人类在这个空间上,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神秘生活。     

王阳明“心外无X”与胡塞尔“意向性对象”之比较

为比较分析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命题“心外无X”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范畴“意向性对象”，从现象学的“意念与现象”角度对“心外无X”进行诠释：X是意念中的X，是认识与物自体的再创制，是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X．是现象界里的X；心是X产生的源泉。即“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平衡与“无为文化”

“无为”是顺应事物的规律做事，让事物按自身规律自行运转。但自行运转时间长了，同于己的事物会发展，异于己的事物也会发展，“良”与“莠”同时壮大，壮大了的“莠”必然造成管理中的障碍。另一方面。“元为”是决策权下移，下移后的决策自然从决策者自身利益出发，很难让其长久做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因此．为“无为”．必须先要“有为”。在“有为”确立的前提下。为“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标。     

梁实秋事件：抗战议题设置与“学术民主”的缺失

梁实秋事件得出的教训,除了议题设置一方没严格按“学术民主”的程序出牌外,其在大众文化传播学意义上的教训必须深刻检讨。这就是：在大众媒介的强势宣传之下,如果掌控舆论强势的一方对不同意见的另一方面施加强大的政治情绪威慑力,并形成指导性主流压力,那么弱势的一方就会感到恐惧和孤独;由于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他就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向主流意见屈服,一是继续孤独、顽抗下去,最终落荒而逃。     

“无为而治”思想的一种隐喻性言说——再释《易经》“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周易·系辞》中的“垂衣裳”解释,有两种影响较大：一是指衣裳作为管理者的标志;二是指对“无为而治”思想的一种含蓄表达。不过,第一种观点已经偏离了“垂衣裳”所要传达的根本意指。该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陈传席先生。把“垂衣裳”作为管理者之标志的解读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商榷的必其一,悬置“盖取诸乾坤”的解读行为缺乏充分的、直接的历史史料支撑;其二,忽视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文化语境;其三,未注意到“衣、裳”分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和衣裳并置背后所潜在的语境玄机。其实,“垂衣裳”句不过是后人假托黄帝尧舜宣扬无为而治的思想罢了。而“垂衣裳”之所以是“无为”思想的隐喻性言说,主要在于与“非垂衣裳”所关涉的有为行为相比较,“垂衣裳”所呈现出的是“守静”的意义,它是“垂衣裳”与“无为”思想相联系的拱顶石。     

解析《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贯穿<老子>一书中的"无为"思想,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从<老子>所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命题来分析,无论从哲学上、政治上或是待人处世方面,"无为"只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无为"是现象,"有为"是本质.因而,老子的"无为"实质上是积极的"有为",只是不正面去进取,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其最终都是为了"无不为".     

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无”——西方当代艺术创作观念的转换

随着理性主义在当代的日渐崩溃,西方艺术创作观念逐渐从把握事物之间同一性、普遍性的“无中生有”,转换为重视事物之间相通性、相关性的“有中生无”。挪用、复制、拼贴等艺术行为应运而生。任何对象都蕴涵审美因素,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这一点被遮蔽了,挪用、复制、拼贴等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洞察。把握的方式不同,对象的性质就会不同。上下文关系的转换．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品。     

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在分析了华商文化的基本商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论证了华商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其"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华商文化思想必将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童心说》的义理结构与中国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想之发轫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性的重要成果,是李贽将心学的"吾心即性"说、伊斯兰教的以"净"为 真说、佛学"真空"说、老庄的"自然"说以及对"百姓日用迩言"观察之所得重新整合的结果,具有"空净"、"自然性"、"一念 心"、"为己"、"真情"的五层内涵。贯穿这五层内涵的精神本质是排斥后天的人力所为的"染"和"闻见道理"、"'六经'、 《语》、《孟》"之"假",以直觉的"自然真情"排斥传统的道德理性,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童心说》中"天下之至文无不出于 童心"的童心表现说、"创制体格"无高下先后说,以及与写于《童心说》前后的文章中所阐发的内容形式无分界说、非技巧论 等一起构成了李贽的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想体系。而中国此前的文学理论中虽有不少非理性的观念因素,却未曾产生自成体 系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理论,李贽的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想具有开山之性质,并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