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声音的多重传达--《聊斋志异》评论干预的方式考察

《聊斋》中的叙述干预主要集中于内容方面的评论干预。异史氏曰、感叹词为开篇、作者显身为三种主要方式。其评论干预的方式表明《聊斋》的叙述者是由“传奇式叙述者”向“个人化叙述者”的过渡形态。从评论内容及形式看,叙述声音的传达具有不同价值层面共存的多重性特点。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观念的演进与叙事的转变--以《碎簪记》和《是爱情还是苦痛》为例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在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上,第一代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了犹豫,而第二代启蒙思想家则坚决地与过去一切划清界限.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伴随着这种启蒙观念的演进,带来的是叙事上的变化、文体上的革新.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初具雏形.     

欲将沉醉化悲凉--论鲁迅小说《孤独者》的复调结构

小说<孤独者>采用了独特的复调结构,对传统小说艺术大胆突破创新,展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多种叙事可能,体现出鲁迅对叙述艺术的现代性追求.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日常生活叙事之美--略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思潮的界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汇入世界女性主义潮流;中国的女性艺术是世界女性主义艺术思潮的组成部分。基于中国女性艺术成长事实和世界女性主义潮流趋势两个角度,对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思潮界定后发现,从1989年肖鲁的装置艺术《电话厅》呈现两性对话的困境,到2016年姜杰的雕塑《大于一吨半》表达女性对性别体制全方位思考,中国的女性主义艺术思潮,不仅体现了思潮生长脉动,也体现了中国女性经验特征,大批女性艺术家致力重绘日常生活叙事美,创造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思潮的三种日常生活叙事策略,见证了中国日常生活巨变和女性主体成长,并且成果斐然。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历史与逻辑：当代文化认同的中国阐释

民族的成长镌刻着文化认同的印迹,文化认同的演绎互构着民族的发展。观照文化认同在小农社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嬗变,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分别呈现以德性为价值内核的儒家文化认同、以权力为价值内核的一元封闭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与以正义为价值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指向,回应当下的认同危机,反思诘问中国式文化认同的原则理路,指出自由制度的建构、意识形态的指引、主体叙述的确立是型塑当代中国式文化认同的生态逻辑。     

清末报载小说叙事“新闻性”探究

清末,伴随报业的兴起,报载小说风起云涌。受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制约与影响,小说叙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为,报载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报纸的新闻特性,诸如小说叙事的时效性与纪实性、政论倾向、新异趣尚、地域意识等,因而与古代小说相比,报载小说呈现了一种崭新的时代艺术风貌。     

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的时空叙事及思想表达(1931—194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女作家们从正面空间与负面空间两个角度,如实记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在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空间中,人们在战乱中的空间流徙提升了战争罪恶的客观性事实的容量,同时在时间流转中也凸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灵的创伤。女性作家记录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争的罪恶,在超时空追问中表达出鲜明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对于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创作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