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德才兼备的周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较系统的法律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卓越的刑法思想体系完备,内容充满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先进性,标志着我国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他提出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理论,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的主张,充满睿智和人性的光辉,对后世充满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当今法治与社会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贵州省某W国企基层员工赏罚制度满意度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某W国企的合同工与正式工的赏、罚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从而探讨满意度之所以如此的成因,并根据这些原因提出合理的对策及建议。     

欧洲跨区域性公共部门服务绩效评奖机制研究与启示

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创新是当今国内外政府部门与公共管理学界热烈关注讨论的议题,不少国家地区通过设置相关奖项,来鼓励公共部门提升与创新服务质量。在整合下的欧洲大陆,由欧洲公共管理学院所主办的欧洲公共部门服务奖,是一项完全针对公共部门所设置的跨区域性奖项,以欧洲公共部门服务奖为切人点,从评价标准、活动特色等各方面来探讨,应该对于我国公共部门在服务促进的工作上,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顶罪替刑犯罪的刑法思考

当今代人顶罪替刑事件频现报端,而我国现行刑法却没有就顶替人犯罪作专门的规定,所以导致顶罪替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罪名归属存在争议。为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将顶罪替刑行为设置为独立的罪名,与现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相区别。同时,还需要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分析顶罪替刑罪的基本特征,解决司法实践中本罪的犯罪主体、共同犯罪等复杂问题,以期实现刑法规制的目的。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缘起于英国,盛行于欧美国家。我国近年来也开始探索社区矫正并开始试点,作为一种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法,它也应该受到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在于社区矫正措施和程序的合法性。     

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内外控与童年遭受体罚的关系

该研究从自尊水平、内外控两个角度入手,探讨它们与童年遭受体罚之间的关系。采用儿时管教史问卷中的体罚分量表（Berger,1988）、自尊量表（Rosenberg,1965）、内在一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Rotter,1966）对山东师范大学33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整群问卷调查,数据处理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在童年时期普遍遭受过父母的体罚,且不存在性别与家庭所在地等方面的显著差异。（2）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在性别与家庭所在地等方面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大学生的内外控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内控,而不存在家庭所在地方面的差异。（3）童年时期遭受的体罚与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与内外控都不存在显著相关。（4）自尊水平与内外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得分越高,内外控得分越低,即越倾向于内控。     

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之反思

民法学界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填补、抚慰和惩罚“三重功能”的学说渐趋主流。从理论上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只能是对填补和抚慰功能的一种补充,而不宜视作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功能与惩罚性赔偿分属不同的制度领域,未来应当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从而更好地发挥精神损害赔偿的填补和抚慰功能。     

浅析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事实错误的分类及罪责认定,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理论难题。对事实错误的分类,应该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事实错误可分为对象错误、打击错误、行为性质错误和因果关系错误四类。通过对各类事实错误的罪责认定,确定其各种事实错误的不同处理原则,从而对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