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儒家思想的演进、特质与功能探析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发挥着弥散性功能,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扫描儒家思想,可见其问题、理念、范式与时俱进;对其进行结构探悉,发现其主旨、论域、关怀一如既往;对其进行功能考量,得知其学术、治术、心术功能兼容并包。     

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指认依据--以梁漱溟为例

堪称伦理思想者,当有指认依据在。以梁漱溟为例,提出伦理思想的三个指认依据：一是基本稳定的形上基础;二是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三是较为广泛的实际影响。只有坚持论从史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     

论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

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生活中的各种落后现象;一是不畏强 权,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墨家逻辑的科技思想根源研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 ,论辩之风使争鸣各家非常注重逻辑思想 ,而尤以墨家将“辩”作为一门学问而达到先秦逻辑学顶峰。人们对于墨家逻辑学的成就是较有共识的 ,但在研究过程中将墨家独特的“辩”学简单比附古希腊之三段论或印度之因明学说 ,忽视了墨辩形成的根本根源 ,那就是墨家成员重实践、重科学技术的实际活动与心理历程。墨经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科学技术成果与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综合与总结。墨辩之达到先秦逻辑学的最高成就是与之直接相联系的。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普列汉诺夫与托尔斯泰艺术观探析

文章着重分析了普列汉诺夫与托尔斯泰艺术观点的不同。一方面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极易造成对艺术理解的偏差;另一方面主张对托尔斯泰的观点作更广义的理解,即托尔斯泰所谓“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心理感情,但又不局限于此,我们还要注重从其中发现“诗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社会思潮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 ,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 ,但“左”倾社会思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尤其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思潮、赶超思潮、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阶级斗争思潮、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思潮和传统的盲目服从思潮在 195 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它对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