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执行程序处理破产问题?

针对中国司法执行程序中出现大量债务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这一现象,本文认为,中国司法执行程序从一定程度上讲承担着破产制度的功能,本文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做了进一步解释。本文认为,中国司法程序承担破产制度的功能是两个相互联系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破产的控制和垄断,破产制度进入门槛高、当事人使用制度成本高,因此导致对破产制度的需求低。另一方面,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执行制度大力投入,使得执行程序进入门槛低、效率相对较高,并且许多协调和组织及制度运行的成本由法院承担而不是由当事人承担。这些特点大大降低了当事人使用执行程序的成本,刺激了当事人通过执行程序解决事实上是破产问题的动机。     

破产程序中的税收滞纳金问题研究

在破产程序中被定位为普通债权的具有经济补偿性的税收滞纳金,存在征收率过高、征收原因过于严格、缺乏除外期间的问题。应该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劣后债权,降低征收率,设置除外原因、除外期间,完善征纳制度,以公平地保护普通债权人,保障国家税收利益,提高纳税意识。     

重整计划制度比较研究

重整计划是重整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各国(地区)重整立法均予以充分重视。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对之也加以重点规定。从拟定、通过、批准与执行等四个方面对重整计划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完善及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重整中股东权益调整的法律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存在诸多有关股东权益调整的法律争议,从法理角度分析和实务角度考察,公司重整中对股东权益调整具有正当性。已被设定质押和被司法冻结的股份,应由破产立法明确规定在重整程序中可以直接予以调整;为解决大股东占款问题,重整计划制定人应在调整方案中对大股东的股权作相应削减。若股东组表决未通过股东权益调整方案,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后,方能实施强制批准。     

个人破产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闻债务纠纷时有发生,这与个人破产能力的阙如有关。现代破产法是一种理性的市场退出机制,它对各相关方提供平等的机会,甚而有时偏好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赋予个人破产能力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公平,现实需求为经济增长与负产阶层的涌出,国际背景在于吸收国外相关立法的成功经验。赋予个人破产能力,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论破产管理人的角色定位——以破产重整制度切入点

破产管理人的角色实为债务人企业在破产重整阶段的受托监护人。“受托”二字指称是破产管理人代表着债务人企业股东、债权人等关系人的利益。只不过破产管理人接受的委托并不是一般的财产管理的委托;而是对困境中的“企业子女”人身和财产的监护。     

破产和解制度的反思：价值、规范与实践的统一

破产和解制度作为破产企业再建型程序之一,与破产重整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并列为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中的三大支柱性制度。然而,自中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破产和解制度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直接导致了破产和解制度在法律价值、制度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分离。有鉴于此,在肯定破产和解制度法律价值的前提下,有必对破产和解制度的制度规范进行深度反思,进一步改进破产和解制度的监督机制,并创设破产和解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破产清算制度之间的转换机制,以增强破产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接受度与可操作性,从而真正确保破产和解制度在法律价值、制度规范与司法实践上的统一。     

论我国破产能力的立法原则

基于破产立法观念的革新 ,我国破产法的重新修订已被提上日程 ,修订后的破产法应当采取何种立法原则 ,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我国目前和即将运作的经济环境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给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健全带来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空间。承认自然人破产制度 ,确立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 ,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也符合世界立法的发展趋势。     

个人破产与民间借贷的文化分析——成中英教授访谈录

成中英教授认为：基于风险的多样性与潜在性,投资应该有合理比例,应该追求合理化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投资人应该有超越于金钱的价值追求;小规模的民间借贷有其积极意义,通过破产来宣示经营失败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债务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要防止债务人的恶意逃债,而这尤其需要注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借贷无契约的习惯,强调培养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来厘清各方责任.     

带干扰的双险种Cox风险模型

给出了一个较一般的风险模型即带干扰的双险种Cox风险模型,并运用鞅的方法得出了保险公司的最终破产概率ψ(u)的不等式,使得用它来研究保险公司的盈利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