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美重整制度的比较出发

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不仅标志司法机关无权主动判定债务人破产,而且债务人由于其具有的信息优势处于申请破产的最佳位置,因此破产制度构建中应当贯彻自愿破产原则.自愿破产制度设计往往决定着破产程序的目的能否实现和公司重整能否成功.我国破产法应当贯彻统一自愿破产原则,并通过现行破产法中的自愿破产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使破产法制度成为统一的刚柔并济的有机整体.     

破产债权的申报与调查制度研究

破产债权的申报和调查制度作为连结破产程序开始和分配的中间环节 ,在破产程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在此制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给实务操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相应的构建设想。     

公司债务与内生破产的实物期权方法分析

本文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在风险中性概率测试下研究公司的债务与内生破产问题。将公司破产与接管理解为股东和债权人持有的期权,在得到写在公司资产上的各种相机权益的价值后,本文详细讨论风险债务的债权人在公司破产时选择破产清算或破产营运时公司债务水平与破产决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不同杠杆水平的公司破产决策问题,发现公司债务对公司的破产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杠杆公司股东策略违约的破产时间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时间通常不一致,破产导致公司价值损失;而且由于杠杆融资,公司破产时间与纯股本公司破产时间不一致,破产带来效率损失。本文的分析对我国公司债务与破产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破产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之对立统一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新增的重要内容——破产重整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我国的实施才刚起步,效果尚需观察。传统清算等破产法律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固有思维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重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重整制度的产生和立法价值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处理好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债权人的利益,需要正确、恰当地把握利益平衡关系。     

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相机治理机制失效分析

对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本质上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的一种相机治理机制。利用青木昌彦的相机治理结构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对国有企业这一相机治理机制是不成功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据信息优势的内部人可能谎报产出,改变政府对救助企业的租金的预期,控制着相机治理时机和方式的选择,相机治理主体由此产生错位,造成相机治理机制失效。     

德国破产刑法历史之考察

德国破产罪行规定最早产生于16世纪中期。17世纪和18世纪判例中体现的欺诈破产与简单破产的不同,最终在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中得到确认。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典》第一次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破产罪行,从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德国《破产法》中破产罪行规定,直接把1871年《帝国刑法典》中相应内容移换到其中。1976年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改革之后,又将破产罪行规定在刑法典中。此后破产罪行一直规定在刑法典中。1999年《破产法施行法》对破产罪行的修改,奠定了现行破产刑法的基础     

论执转破制度与企业退市制度的融会发展

执转破制度与企业退市制度是两项解决“问题性企业”清退市场问题的法律制度，它们虽独立存续，但基于相关制度的规则基础与内在机理，以及具有契合性的价值诉求，应当促使它们融会发展。上述两项制度就运行现状而言，存在各自运行、启动不足以及对接不畅问题，还存在司法与行政主导的不同模式的协调困难。解决的路径在于，加强两种制度融合立法，建构两种制度融会模式，完善两种制度对接机制，进而实现制度融会的常态化运行。     

我国破产申请制度改革刍议

我国现行破产法实行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宣告破产的制度。这一制度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 ,但从目前企业破产法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种破产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 ,造成该破不破、破产欺诈、债权人利益受损、国资流失等诸多负面后果。我国的破产法应对破产申请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逐步建立起债务人破产申请义务制度和强制破产制度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几个问题

《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出台对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又一新的动力。但该部法律对相关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的财产管理和企业税收并没有配套规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部充满生命力的法律效益不高 ,不利于推广应用     

三峡重庆库区搬迁企业破产关闭法律问题思考

随着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政策和库区企业搬迁政策作出了调整,库区的搬迁企业将会实施大规模的破产和关闭,而破产和关闭中存在的许多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论证了库区企业玻产、关闭的必要性,破产、关闭的范围和基本条件以及法院审理搬迁企业破产案件的程序和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