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根本问题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好基本制度、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这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基本制度方面,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产目的上,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资源配置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力配合,政府对资源配置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然其效果如何还得看这只手有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保证了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必然是也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从而这个效率必然是与公平一致的.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及其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工作思想、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青年工作不断发展创新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这一思想强调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本领学识培养、成长成才服务和青年组织深化改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思想的与时俱进,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青年组织的优化升级,为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正确指引。     

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债券增信能帮助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发行债券,因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过对2007-2015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发现：债券增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不同的增信方式（第三方保证、抵押和质押）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采用抵押担保的增信方式效果为最佳;并且,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果在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努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尽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新格局,以便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使人民群众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安居乐业,是我们面临的新历史使命.归纳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工作中形成的新认识,揭示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中现存的主要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可为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工作的有效展开提供借鉴.     

试论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育

主要针对我国高校非计算机专业《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论新中国成立后街道校外教育的社会作用——以北京地区为中心（1949-1965）

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等组织为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积极开展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有效的实现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互动与结合.街居制下校外教育的发展,有效的净化了社会环境,为少年儿童的成长创建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An analysis of donor engagement with educ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Lao PDR from 1991 to 2000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or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o basic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1991‐2000. We argue that Laos had only recently been ‘re‐ born’ from colonial regimes, and was thus unable to resist or mediate donor policy agendas and donors who acted on behalf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nations. The nature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or and government is explor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policy developed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s of aid conditionalities, as recall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ose working in the aid sector at that time. These perceptions were gathered through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auth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