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

自2013年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价值、困境、建构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学者们突出时代性和技术性,认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新时代运用新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形态。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以新的思维方式、强大的监督力量和引导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同时也在专业人员、数据处理、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新问题。学界集中从国家、学校、教育者三个维度研究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路径,强调共生主体、制度保障、思维转换、技术提升等内容。     

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大数据产业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大数据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存在技术本体论、数据本体论、工具论、社会关系论和信息资产论等几种观点.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视野下的大数据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处理的与目的信息相关的全部电子数据及其结果.大数据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电子数据是大数据的外在表达形式,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具有产权意义的大数据必然与人的智慧活动密切相关,从知识产权法的进路分析,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的财产形态,这是大数据本质为信息的逻辑结果,是民法财产体系类型化的表达,也是知识产权客体合理扩张的实践理性.     

被遗忘权:搜索引擎上过时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制

作为一种新型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的产生是为了调整搜索引擎上的过时个人信息。通过删除或隐匿搜索引擎上脱离情境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得以实现。欧盟法院在谷歌诉冈萨雷斯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并强调了信息处理和传播行为的适度性和适时性。传统隐私权理论无从应对网络个人信息散播行为,也难以为规范搜索引擎上的过时个人信息提供充分法理支持。鉴于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差异性、过时个人信息的负面性、以及删除过时个人信息对于社会和解的积极意义,我国有必要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引入被遗忘权。然而,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等权利间的潜在冲突也值得注意。在决定是否删除过时个人信息时,比例原则可被用来进行利益衡量。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关掌握的海量信息作为大数据,是宝贵的财富资源,对公众、企业和政府都有巨大的价值.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大数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应将修改完善其法律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树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法律宗旨,并贯穿法律制度规范始终.还应通过理顺体制,完善主动公开机制,促进政府数据开放,进而打造开放政府,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化.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研究

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是希望这一新体制能够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但事实上,这项新制度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在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出现了由大股东操控任免、信息不对称、激励方式不规范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强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可以通过建立独立董事行业自律体系、健全独立董事的生成和退出机制,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措施来实现。     

大数据技术的时代境况——兼论“大数据技术为何以内在善为原初性制约”

大数据技术以其容量大、速度快、类型多样化的特征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引擎,引发了人类认知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大数据技术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工具,人的价值观决定了大数据技术的存在。大数据技术代表一定的立场,在集体层面上,将人们推向了非价值中立的方向。大数据技术以内在善为原初性制约,大数据技术具体道德原则的制定是人类内在善逐步显化的结果。     

论中国在中非关系发展中的大国责任——中国知识话语权的建构

随着全球体系的变革与中国的不懈努力,中国在逐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随着外交实践的不断扩展,中国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在理论界不断发展并进行理论创新,用于指导中国不断变化中的外交实践,为之提供解释性和前瞻性的知识和智慧指导。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拥有和中国同样的巨大而持久的发展需求。中非交往和合作历史悠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发展迅速,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外交实践的逐渐成熟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为中国大国责任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舞台,为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非洲研究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拓展的新领域,成为理论创新的新天地。     

再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与西方优序融资理论相悖,因此众多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成因作了大量研究。经济行为人的趋利动机才是分析的正常起点,控制权收益最大化为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恰是经济行为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通过理论与模型分析显示"特定的约束条件"是股权分置问题、控制权形成与收益、法律与监管缺位。以此为出发点,考虑改变目前的"特定约束条件",股权分置改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控制权收益、法律与监管缺位,转变资本市场功能定位从企业本位到投资者本位上来,通过这种转变,引导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选择从资本成本最小化出发,实现上市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     

基于大数据的电视节目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伴随媒体技术的发展,电视理论与媒体格局不断革新,受技术与市场环境的双重影响,忽视 社会效益、盲目追求收视率的现象时有发生,亟需细化节目评价体系以抵制不良风气的蔓延。此前, 广电总局结合技术发展推出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有效改进了评价系统的缺漏,但 还应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细化评价指标,继续完善电视节目评价体系,并通过构建多元评价机 制推动我国电视节目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