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的公共利益取向

教育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活动,追求公共利益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市场机制介入公共教育领域,教育的公益性及教育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遭受挑战。为此,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应有效履行传统的责任和职能,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公共利益维护与增进的制度安排。     

高等教育公共产品性与市场化的均衡

低效性与外溢性分别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完全公共化与市场化提供行不通。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寻找高等教育公共产品性与市场化的平衡点,建立教育领域的“准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论低价营销策略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国企业出口低价营销策略面临多重阻击的博弈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都认为,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永恒的主题。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早期市场经济以价格竞争为主导的营销模式,已让位于现代市场经济以非价格竞争为主导的营销模式。WTO以反倾销为核心的自我保护规则,只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客观反映。由此,本文基于国际社会以反倾销为主的对中国产品出口多重阻击,对我国企业一贯坚持的低价营销策略进行了博弈分析,力图寻求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符合WTO宗旨与规则指导的最优营销与竞争策略。     

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研究重点

在项目建设整个过程中 ,前期工作是项目决策的关键阶段 ,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项目的决策水平和项目功能定位及目标的实现 ,对项目建成后的功能和效益发挥产生直接影响。项目前期工作涉及内容较多 ,对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是必要的。但在进行前期工作时也应学会抓主要矛盾 ,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所侧重。文章就前期工作中的市场分析预测、工艺技术和工程方案选择、投资和效益分析等方面需重点研究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

以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切人类行为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论颇多。柯林斯以社会学的视角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做了重大的修正。他构建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与理性行为目标,试图以此解决利他行为、情感行为等非经济行为与理性人假设的结合, 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理性选择等问题。     

基于市场价值的技术资产评估模型的修正--兼与梁莱歆教授商榷

采用经典的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确定技术资产价格难以实现公允、公正的要求,难为交易双方接受。只有基于技术资产的市场价值才能为交易双方建构公允、公正的评估模型,确定合理的价格区间。“基于市场价值的技术资产评估研究”选择了科学的研究视角,但具体模型存在问题,本文将基于同一原理对其进行修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度

回顾我国国家干预状况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等作用。但干预过度则存在难达预定目标,官员寻租等弊端。为了确保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应提高政府适度干预的能力,制约政府干预度的随意性。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产品期现货市场关联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VAR-BEKK-MVGARCH-DUMMY-T模型,以棉花期现货市场为例,从市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关联两个方面研究了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产品期现货市场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价格支持政策对棉花期现货市场关联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具体来看,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棉花期现货市场间相关程度,而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两市场间相关程度又逐渐回升;临时收储政策和目标价格政策均降低了棉花期货市场价格对棉花现货市场价格引导作用,同样降低了两市场间价格波动传递效应;目标价格政策对棉花期现货市场间价格引导及波动传递的影响均小于临时收储政策;临时收储政策降低了棉花期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关联程度,而目标价格政策则提升了两市场间价格波动关联程度。因此,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并充分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     

劳动力市场歧视成本究竟谁买单？*

本文基于雇主的性别歧视模型对长、短期劳动力市场歧视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短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为歧视成本的“消费者”,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为歧视成本的“买单者”;长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和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都是歧视成本的“买单者”,而离职的不再被歧视的女性劳动力却成为抵抗歧视的“受益者”;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雇主获得的利润都低于非歧视性雇主。劳动力市场歧视程度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给数量、非歧视性雇主数量以及歧视性雇主的偏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