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问题的历史规定及其超越——重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平等”观念只是一种历史的规定，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其是否过时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平等”说到底只是一个前共产主义的概念。当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财富的尺度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之际，使“平等”和“不平等”及其关系成为问题的问题域本身便被历史地超越和辩证地扬弃了。     

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选举的思想

革命导师在其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民主选举思想，包括：关于资产阶级代议民主与选举的思想、关于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思想、关于苏维埃的民主选举思想等。对这些民主选举思想进行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邓小平的反"和平演变"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与策略.为此,通过阐述"和平演变"在当前我国的危害性及其实质,指出了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中国时尚文学与杜拉斯、村上春树、日本动漫

当前中国时尚文学最热衷于追逐和效仿的,莫过于法国作家杜拉斯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了,而后又有日本动漫的强劲影响显现出来。时尚小资女性文学对杜拉斯的效仿,一是其《情人》成为这些作家“身体写作”的师从文本;二是其叙述方式及语言成为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村上春树以其令人心旌摇曳的忧伤传达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对青春文学造成广泛影响。以《幻城》为代表的奇幻文学的出现,显示了在铺天盖地的日本动漫熏染中成长起来的郭敬明们一代所享有的与前辈完全隔膜的文学影响资源。而由村上春树、日本动漫的影响所呈现的,是一条应予重视的西方→日本→中国之时尚大众文化影响的国际航线。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色情故事掩盖下的市民意识形态

《金瓶梅》和《贞洁的厄运》都可以归入性小说之类,两部作品充满了色情的内容,但它们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又得到众多学者的承认。在这两部作品产生前后,法国和中国都有过性文学的短暂繁荣。文章试图对这两部产生于不同世纪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做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探讨其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和小说所体现的主题及实现主题的不同手段,进一步认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出现的“色情作品”的美学和社会意义。     

野性的驯化：杰克·伦敦和他的《马丁·伊登》

野性的意象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商品社会里,当物欲和诱惑引导着人们背离生命的本真时,野性代表着一种被压抑的原始人性力量,它体现了作者对缺乏个性和人文精神的商品社会的背离与反叛。它不仅寄托了乌托邦式的古典怀旧情绪,蕴涵了深层意义上的忧郁审美,从广义的层面上讲它更反映了小说作者对人类生命本真意义的痛苦思索和探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具有维多利亚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高雅文化;新的商品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强大外力,都无一例外地对原始野性进行不同程度的压制和驯化。由此以来,野性的意象便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社会历史含义。本文将从不同的批评视角对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马丁·伊登》中关于野性意象的描写进行新的诠释。     

戊戌时期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论要

本文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观点如下:女子接受教育是女子应该享有的人生权利,是强国智民的重要途径,女子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普通知识的贤妻良母型的新型女性。这一教育观具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但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和近代女子教育的开始。     

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个人概念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最终导致了个人分裂为市民和公民,这一分裂意味着个人要么是纯粹个体和利己的存在者、要么是纯粹普遍和虚幻的存在者。为此,他提出只有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分裂,才能使个人同时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个人”,不仅构成异化劳动思想的切近前提,还间接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理解。     

陕甘宁边区人权立法理论溯源

陕甘宁边区的人权立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立法实践非常符合当时战争的需要,边区人民表现出了高涨的政治热情.这是今人所关注的焦点.从理论来源来说,陕甘宁边区人权立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中国传统的权利意识和资产阶级民权观点的吸收和扬弃,同时也体现了三者的和谐包容.这些兼容并包的特点对当今的人权立法理论具有非常典型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