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戏剧中的生存与选择

人性异化是现代西方悲剧之源。残酷是生命的本质。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或生存危机的时候,往往会从一切社会与道德的约束中挣脱出来而变得真实,会把隐藏在心底的罪恶、残忍、报复、欲望等都发泄出来。这可以在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和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里得到印证。问题是面对生存危机,不要在自身以外寻求希望,错误地采取一种消极的逃避态度和梦幻态度,一如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布兰琪那样。一个人最终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学会自救,真正至上的是我们人类自身。     

《四述奇》俄京观剧史料述评

晚清随使俄国的张德彝在他的日记《四述奇》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俄国戏剧,但这一史料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张氏在日记中记述了俄京观剧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其所见到的剧种、剧目以及戏剧演出等。这些记述在当时及其后有不少内容被误读,这些记述的误读成有其文化原因。     

从任半塘先生看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和趋向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等著作中的论述,使学术界重新面对了戏剧的本质,认识了戏剧形态的多样性,也反省了戏剧研究的资料品质.此后,中国戏剧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入以表演为中心;从一元的进化研究到多元的形态比较;在新的视野中开辟资料库藏,实现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方法的结合.中国戏剧研究的百年历程表现为思想解放的过程,先后完成了对等级制社会尊卑观念的超越、对文人狭隘经验与趣味的超越.现在,超越学科方法的局限,使戏剧研究成为现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新一代戏剧研究者的使命.     

论戏剧与科技的互动

艺术与科技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在艺术家族里 ,从科技的发展中受惠最多的可谓戏剧 ,它在科技引导与催促下的发展是艺术与技术互动的典型样式。因此 ,从戏剧发展的历史上 ,可以透视科技发展的轨迹。但戏剧并非单方面地受惠 ,科技的进步 ,物质世界的丰富与创新 ,戏剧艺术也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 ,不仅使戏剧观众与戏剧创造者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 ,而且 ,使一种并非将舞台戏剧搬上网络的网络戏剧的诞生成为可能。在未来社会发展中 ,戏剧艺术与科学技术的互动与联姻 ,将使二者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     

论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以"演剧职业化"运动为支点的考察

话剧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逐步生成的,有时候舞台艺术先行一步,有时候创作发展较快。但是,这些单兵突进式的现代性却很难持久,随时都会变质或坍塌。因为,话剧不仅是一门综合艺术,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有着广阔的社会关联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只有当演剧走上职业化道路,取得独立的社会身份以后,话剧的现代性才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成长平台和必要的社会资源,各方面均衡协调地发展起来,在国家与市场的张力中迅速走向成熟,走向自我,形成了鲜明的市民化、中国化特色。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写实: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双刃剑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戏剧开始了现代化转型,写实性的话剧被奉为现代戏剧的方向,其现实性与观念性被强化。但写实如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现代戏剧的建构,又阻碍了它的进程。     

从功能派角度看话剧翻译——兼评《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

话剧的双重性决定了话剧翻译不仅可以为文学系统服务,也更应为话剧表演服务。然而两个系统对话剧翻译的要求和评价标准却大相径庭,文学界常常以“对等论”来衡量话剧翻译,而表演界则以“可表演性”来评价其翻译。本文则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并指出话剧翻译的评价标准应是达到其目的的充分性而非静态“对等论”,从而使话剧翻译评价标准的探讨走出了“二元”之争,为话剧翻译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多元评价体系。     

品特的戏剧语言

哈罗德.品特是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用特有的、破碎平凡的品特式戏剧语言成功地使戏剧回归到它的基本元素,展现了封闭空间中人物间不可知的对话,发现了在日常闲聊下的深刻,揭示了荒诞生活中异化的现代心理,并为戏剧的语言革新开辟了先河。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