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2006-2011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TWR)实证考察了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时空系数估计值显著,波动性较为稳定,符号与预期一致,各驱动因素及其外溢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梯度分布。若实现区域差异化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和外溢性。     

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及其构建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完善法律保障。尽管我国为发展低碳经济已进行相关立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对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应合理设置低碳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加快国家战略立法,适时推出低碳经济法;构建以能源基本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充分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加强科技立法,促进低碳经济科技的创新;加强消费立法,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     

论发展低碳经济的减排政策工具

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各种减排政策工具应运而生。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可分为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和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在抑制排放的政策工具中,碳税和碳排放交易采用了不同的政策机理,碳税更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碳排放交易则更适用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中,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差别定价等措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市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研究及国际经验借鉴

以提出北京市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设想为目标,通过北京市与国际上的碳排放市场、初始分配方式、碳排放权交易绩效的对比分析,得出限制比例的免费分配与拍卖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方式在北京市最为适用,并提出分区域治理、规定剩余碳排放权去向的分配模式设想。     

女性在低碳生活方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性格特征与低碳生活要求更趋一致,女性的家庭角色决定其在家庭和社会低碳生活方式形成中将发挥更重要作用。女性可通过优化管理日常生活、绿化消费支出、教育和劝导家庭成员、带动周边人群、影响市场供给、美化公共环境等途径助力社会低碳生活,但享乐主义观念、低碳知识和技能缺乏、社会激励机制缺失、不良外部环境等因素会阻碍其发挥作用。相应提出支持女性发挥作用的措施建议。     

以低碳为抓手建设生态体育场馆

根据体育场馆低碳和碳素循环原理,构建低碳生态体育场馆的碳平衡模型,应努力探索体育场馆建筑材料的低碳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石化能源的高效运用、体育场馆的低碳绿化等生态体育场馆的低碳发展路径。     

智慧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物质性资源,还日益依赖于信息与知识资源所产生的"智慧",智慧城市信息畅通、知识立市、聚集智慧。智慧城市是继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之后的城市未来发展新理念。国内外以感知化、互联互通化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城市交通、智慧电网、智慧政府、智慧建筑、智慧医疗等领域,一些城市通过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智慧城市建设实效。     

浅析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制度,其中碳税的征收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任重道远,我国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碳税制度的构建。     

欧盟航空碳税的法理分析

大气环境是人类共同资源,保护共同资源应体现不同历史责任,体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航空碳关税政策具有正义性,有利于实施全球性的行业减排,有助于人们调整生产和消费方式.但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由区域法律规范调整不公平也难以实施.航空碳关税政策隐藏着利益博弈,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应通过制定国际法规则,在尊重平等权的基础上,坚持生存权优先地位.     

Spillover Effects of Carbon Footprint Labelling o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xample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Regi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arbon footprint (CFP) labelling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region which has close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networks, wide development gaps and predominant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oor management of the effects would undermine not on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FP labelling, but also EAS efforts towa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narrowing of development gaps. Well‐designed labelling schemes,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data and transpar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es are essential, as well as capacity‐building and engagement of non‐labell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