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产生了律师阅卷难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实现控辩双方公平对抗,我国应设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文章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内涵、设立的必要性、设立的原则以及具体建议进行法律思考.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     

离婚案件调解中心理学方法的应用

对婚姻案件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解,有助于当事人之间缓解乃至消除激烈、对抗的情感冲突,促进理性决策与合作.本文结合离婚案件的进展情况,提出诉讼中的四阶段心理调解法,运用心理学理论帮助当事人正确认识婚姻关系中矛盾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利于婚姻纠纷的良性解决.     

我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策略

如何和平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独特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国际贸易纠纷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特征加强 ,程序方面更趋于严密 ,因此争端解决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它的威慑效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其信任的程度。中国入世后 ,将面临如何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只有尽快建立适应争端解决机制要求的机构和法律体系 ,才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公诉权制约制度评析

为了防止公诉权滥用,我国建立了政法委协调案件制度、人大个案监督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制约表现为任意性、单向性、片面化、地方化、权力化的特点,导致对公诉权的制约演变成干预．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论对离婚案件的心理调解

婚姻纠纷的良性解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在调解离婚案件时,由于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而常常忽视如何化解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伦理、情感等心理方面积累的矛盾。为了有助于彻底化解婚姻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提高离婚案件的调解质量,本文提出了运用心理学方法参与调解的构想,并就离婚案件心理调解的若干问题,即心理调解的目标、原则以及对心理调解人员的选拔等提出了个人见解。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理性的诘问: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作为程序性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它的运作契合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由于我国缺乏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均可以和解,这必然对刑罚公正性产生巨大冲击,也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因此,在刑事和解推行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毒品犯罪立法例中的理论问题评介——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为视角

对于毒品犯罪的立法例,大陆法系诸国(地区)采用了分散型模式,使得各类型罪状明确具体,罚当其罪.这更有利于反思我国现有的毒品犯罪立法模式.基于分散型的立法倾向,复数的法律适用根据在同一事案上发生竞合现象时,原则上重法优于全部法适用、全部法优于特别法适用.对毒品种类发生认识错误的,在构成要件间重合的范围内成立轻罪的既遂犯;但是,主客观事实所涉及的同质构成要件无刑罚差别时,成立现实发生事实的故意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