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探索——基于对东进农牧(惠东)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东进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得出其可供其它地区借鉴的主要经验有:当地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公司与农户签订租地合同,通过统一的经营管理解决农产品的生产和营销问题,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转移到了公司内部,解决了公司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按照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以适应市场需要,实现了规模经济;公司通过慎重选择地区与行业,将村庄的优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与公司的优势——资金、技术和市场营销结合起来,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信用风险评价

为区别于传统流动资产授信评价,在考虑供应链整体状况的基础上,对供应链融资模式中的应收账款融资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识别,构建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的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NP法考虑各指标之间的依存和反馈关系,使用super decision软件计算得出各指标ANP权重,然后结合灰色综合评价法,对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的信用风险进行量化。     

均值—条件风险价值模型有效前沿分析——以含无风险资产和持有期为研究视角

从有效投资组合的角度构建持有期下含有无风险资产的均值—条件风险价值模型,用Lagrange乘子法对该模型求解,可得到:一定条件下,新模型的有效前沿与均值—方差模型有效前沿是一致的;且当借贷利率不同时,新模型的有效前沿可以根据组合预期收益率与借贷利率的不同关系,由线段、双曲线以及射线三个部分组合而成。     

试析民间金融风险与应对策略

作为一种自发式的融资方式,民间金融在规范化、公开化过程中,其风险灾害可能对社会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产生负面影响;民间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及权重排序依次为内在制度风险、借贷利率风险、借贷“条件风险”和国家“政策风险”,必须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采用风险回避、降低、转移、留存等不同策略来加强风险应对。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和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日益加剧,为取得竞争优势与市场占有率,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形成了多元化金融集团。这种多元化的金融集团是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存在的,有利于各类控股子公司共享资源、降低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但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控制金融资源过多,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过强,其发生系统风险的危害性也比较大。如何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风险监控,让金融控股公司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相关理论问题

对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审计界广为关注的前沿课题。探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本质,指出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应是审计环境,审计目标是为组织增加价值,职能是监督与服务并举,审计领域拓展到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     

我国养老金制度长寿风险对冲路径分析

聚合性长寿风险是养老金计划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研究对冲长寿风险的路径对于我国各种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我国实际和对国际上通用的分散长寿风险的方法进行分析,通过资本市场对冲长寿风险即长寿风险证券化是我国可采用的唯一路径。为了推进我国长寿风险证券化,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由政府出面构建死亡率指标;改变死亡率预测方法;完善资本市场建设。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战略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消费市场、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投融资三大领域。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变“危”为“机”。从刺激文化消费、扩大文化贸易出口、投资文化创意基础设施、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等方面,促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首选产业。     

我国最后贷款人在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价值定位

最后贷款人作为金融安全网三大基石之一,在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隐性存在的最后贷款人没有解决好价值定位等问题,严重影响这一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必须将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价值目标定位为解决紧急性、宏观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能在个别金融机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中迷失其制度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