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故事学研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各门类的研究均取得很大成绩,而又以故事学研究最为突出。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类型学、母题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历史学等等方法,在故事学研究中都有比较娴熟的运用,产生了一大批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对这方面的主要成果进行厘清,展现出一条不断深入的发展脉络。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不慕神仙爱鬼怪——论《剪灯新话》的鬼神故事

《剪灯新话》22篇故事中,有16篇涉及到鬼神。这些鬼神故事因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剪灯新话》中的鬼神故事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在题材上对人神故事的弱化和对人鬼故事的偏爱,这是异类题材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更是作者借小说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有意选择。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教育人类学探析

教育人类学关注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人的发展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问题。蒙古族民间童话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其进行文化传承和教育的系统研究方面还是少之又少。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民间童话及其传承进行研究,不仅使人们对蒙古族民间童话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对民族教育学的丰富和发展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敞开的痴迷与纠缠--博尔赫斯小说结构在格非短篇创作中的延伸

博尔赫斯小说结构在格非短篇创作中有3个方面的延伸一是时间,小说所呈现的"循环型(圆型)结构"把我们带入了对于时间与幻象的痴迷;二是镜子与迷宫,它们生成了无限繁殖与无限增生的文学意象,虚构了想象世界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模糊,由此也成为结构小说的内在核心,并为文本的多重意蕴提供了潜在的无限阐释的多重可能;三是空间距离,对原先文本或知识的改写,成为这种距离叙述的主要表现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拉近了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形成所谓"文本的文本"、"叙述的叙述"式的"幻想小说"叙述结构.     

高人一等 高在何处——试析《聊斋志异》写鬼的艺术手法

我国自魏国以至唐宋,写鬼故事之风不绝,<聊斋志异>是这种爱好的继续.人们或为追求恐怖关的享受,或为满足寻找慰藉的愿望,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千万读者为之感动俯仰,而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明,他是这些创造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把鬼神世界的故事推向极致.他既可用鬼故事写各种世情、人情和爱情,又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笔之所到,自然天成,如水成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合情合理,证明"高人一等"的评论决非虚誉.     

简论老舍短篇小说中的市民形象

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市民生活、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 ,对老舍的研究多以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为主。而在老舍短篇小说中也塑造了多种多样的小市民形象 ,他们构成了老舍作品中“市民阶层”独特的人物画廊 ,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     

On ‘telling better stories’*

Over the course of his forty-year career, Lawrence Grossberg has modelled a form of rigorous, politically-engaged, radically contextual social research. Writing about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bstract, he has often characterized this work as, principally, about ‘telling better stories,’ and he attempts to tell them in his work on the contemporary conjuncture through analyses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n a moment where calls for and claims of ‘better’ cultural stories abound on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what exactly does it mean for Cultural Studies to tell them better? I suggest we can locate attempts to grapple with Cultural Studies’ ‘better stories’ problem in the space between Grossberg’s conjunctural work and his work on the identity and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se efforts, I clarify what it means for Cultural Studies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lling better stories given the specific contours of the present context.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