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中国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美德的内容极其丰富 ,其中强调“为公”、“为群体”的整体主义观念 ,“民本主义”思想以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然后取”的思想 ,对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对抵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公正作为德性——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探析

德性就是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德性定义为公正品质,认为它是公民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事情的品质。公正德性是一种个体德性,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德性,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个体的个体德性”。把公正解释为介于纯粹利他主义和纯粹利己主义之间的品德是错误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视正义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的公正提出挑战,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论道德的规范性与主体性问题

在人类学术研究史上,当物理学、化学还存在于哲学襁褓时,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就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由于人们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总是因所占材料不同或所站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致对道德的本质属性问题至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规范论”与“主体品性论”之争。实际上规范性与主体性是道德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者的有机统一和有效结合才是道德本质得以充分体现的内在依据。“规范论”与“主体品性论”,各自强调一个方面而又忽视了另一个方面,这不仅背离道德释义的初衷,而且不利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道德秩序。     

论现代性维度下的公民教育

公民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实现人的现代性,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要实现人的现代性,必须在现代性视野下准确把握公民教育的内涵,开展以公民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教育活动,构建适应现代性要求的公民教育体系,拓展公民教育渠道,创新公民教育方法。     

《老子》“功成身退＂之道之我见

摘要：《老子》一书,由于其用语的特异性,再加上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后人往往对其产生误解,如对老子的“功成身退”之道,一般人大都认为是消极的、出世的。若细究其因,乃是由于对老子的重要思想观念的曲解所致,如从“无为”、“不争”、“居下”、“柔弱”的思想出发,我们会发现,“功成身退”实乃法“道”而行,于积极有为之中,暗含着令人敬佩的谦退之德。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摆脱以往的旧观念.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兼容,都是介于个人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纽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和市民社会也有某种天然自洽性,从而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建构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性的市民社会,并使之完善.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培养市民社会内部成员的契约精神,注重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全面发展,培养公共精神.     

雅俗之辩：清末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框架。